胡姚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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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條目描述了一個根據現實原型改編的娘化版形象
萌娘百科歷來就有娘化條目的傳統，但這種體例也往往不夠客觀，請以看待史料的方式看待該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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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有關於已逝世現實人物的條目，願逝者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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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嘞？！ 怎麼回事 這個角色怎麼沒有頭的樣子……
基本資料
姓名	胡耀邦
別號	胡亂邦

胡耀邦（1915年11月20日—1989年4月15日），字國光，湖南瀏陽人，祖籍江西吉安，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原正國級領導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代主要領導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總書記。

胡耀邦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任紅三軍團第五師第十三團黨總支書記，參加長征。抗日戰爭期間，擔任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擔任晉察冀野戰軍第四縱隊、第三縱隊政治委員、華北軍區十八兵團政治部主任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擔任中國共青團書記、第一書記。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迫害，此後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等職。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書記、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是撥亂反正時期、改革開放早期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具體執行者。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他出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1987年初，胡耀邦被指責「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辭職。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引起大量的民眾懷念與抗議運動，最終導致六四事件。

闖了一個亂子

學術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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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14日、1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胡耀邦在北京主持召開（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形成《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1980年4月7日，中共中央以「中發〔80〕31號文件」發出《關於轉發〈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批轉《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給全黨全國，決定西藏的工作「以藏族幹部和藏族人民為主」。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區幹部大會上提出，西藏在一個時期內要辦好六件大事，其中第六件事是「要正確執行黨的民族幹部政策」，在一個短時間內把西藏脫產幹部隊伍包括教員，藏族幹部比例提高到三分之二至八成；在西藏的漢族幹部「要有計劃地、相當大批地回到內地去妥善安排工作」。新疆在傳達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區幹部大會上的講話與中央31號文件時，時任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汪鋒提出「新疆也應按這個精神辦，要絕大多數漢族幹部、職工退回內地」。這時，一些混亂言論也流傳起來，引起在疆漢族情緒浮動，其間還有新疆農墾系統的上海知青不願繼續在新疆承受背井離鄉的苦難要求回上海；維族則大受鼓舞，民族情緒高漲，南疆喀什、阿克蘇、和田地區相繼發生大規模衝突事件。

1980年8月2日發生了震動全疆的高旭事件。時任南疆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阿不都瓦依提·烏拉太也夫參與處理高旭事件，事後他頂著「與胡耀邦制定的民族新政策唱反調」的壓力，1981年通過新華社記者張萬來和秦衛東在新華社《內參》發表了烏拉太也夫對邊疆民族問題長期思考總結的《關於在少數民族地區解決民族糾紛問題的八點建議》，提出「在新疆，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也離不開漢族」、「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無論在生產、生活上，還是在經濟、文化上，都要相互依靠，誰都離不開誰。」該觀點得到鄧小平的肯定，鄧小平在新華社《內參》上親筆批示：「南疆軍區政治部有位副主任，提出了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的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同樣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我贊成這一句話。這個觀點很正確、很好。大家這樣想問題、處理問題就好了。」這就是從此作為中國民族工作「兩個離不開」基本方針的來源。1981年7月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專門討論了新疆民族關係問題，會議紀要根據鄧小平批示精神，提出「新疆的漢族幹部要確立這樣一個正確觀點，即『離開了少數民族幹部，新疆各項工作搞不好』；新疆的少數民族幹部也要確立這樣一個正確觀點，即『離開了漢族幹部，新疆各項工作也搞不好』」，糾正了胡耀邦、萬里、汪鋒在民族工作上的原則錯誤。1981年10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在接見全國少數民族參觀團負責人時說：「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是，漢族離開少數民族不行，少數民族離開漢族也不行。這個關係是相互依存、相互幫助的關係，誰也離不開誰。」

分管新疆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創立者王震在1981年上半年巡視新疆後即向鄧小平提出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構想。1981年8月13日至14日，在中央已正式決議糾正胡耀邦、萬里、汪鋒在邊疆民族問題上的錯誤的背景下，鄧小平在王震、王任重陪同下到石河子墾區視察，參觀了棉田、農科所、原兵團戰士的家之後，鄧小平說：「原生產建設兵團的業績，新疆各族人民不會忘記，黨中央不會忘記。」又指出：「兵團事業要大發展，兵團肩負著屯墾戍邊的重任，要為新疆的穩定作出貢獻。」鄧小平此次視察對日後恢復兵團起了決定性作用。鄧小平回北京後,在一次重要會議上指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恢復起來確有必要。組織形式與軍墾農場不同，任務還是黨、政、軍結合。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就是現在的農墾部隊，是穩定新疆的核心。」

遵照鄧小平的指示，國家農委黨組和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很快給中央起草了《關於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報告》。經王震多次親筆修改及國家農委黨組、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多次討論，9月22日正式成文。該報告提出，從防禦霸權主義入侵，維護祖國的領土完整和建設社會主義富強、文明的新疆的戰略考慮，建議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體制。

—— zhwiki: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恢復重建

超長回憶錄預警，且時間可能有誤

1980年12月，胡耀邦、萬里到西藏，闖了一個亂子。當時他們了解到中央補貼給西藏的錢每年5、6億元，80%用於在西藏的漢族幹部，包括在西藏進行工業交通等各種事業建設的漢族職工。這本來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廠、修路只能用這個錢啊，從事工廠生產和修路建設的漢族工人工資也只能用這個錢啊，但胡卻錯誤地作出結論：中央一年給的5、6億元錢，80%用在西藏的漢族幹部。為了使中央的補助真正用於藏族人，要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另外，本來陰法唐在那裡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許會有點"左"的東西。胡就抓住這點進行批判，同時，陰法唐在搞土改時從農奴中培養起來、提拔起來的藏族積極分子和幹部也一起挨批，使得這些積極分子抬不起頭來。 　　後來趙紫陽派伍精華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趙的影響，去了西藏後，專走上層路線，和廣大的藏族幹部都不沾邊，影響很不好。直至胡錦濤去了之後，原藏族積極分子受壓的狀況才得到糾正。 　　當時在全國影響最大的是80%的漢族幹部要從西藏撤出。這個消息一傳到新疆、內蒙......跟著就發生了類似問題。特別是新疆，那時的書記是汪鋒。 1980年時，搞防蘇備戰，汪對戰爭形勢估計得很嚴重，驚慌失措。在伊犁邊界，要很多漢族幹部往東撤，縣級以上幹部都要回內地。有些漢族幹部樂得回去，而少數民族幹部中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則乘機鼓譟要擠走漢族幹部，成為一種風潮，而汪鋒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數幾個人，既得罪了漢族幹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幹部，在新疆鬧得不可開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 　　沒辦法了，胡耀邦就把他們找到北京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漢族幹部、抬民族幹部。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會也開不下去了，他們來電報向中央請示怎麼辦。不知趙和胡是否商量過，趙找到我說：新疆問題，搞得這麼僵，他們來了個報告，要中央給他們回電。於是，趙叫我起草了一個復電。這裡比較公道地講了一下漢族幹部、解放軍所起的作用，還講到新疆黨組織成立以後漢族幹部所起的作用，強調民族幹部和漢族幹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團結。這個電報到了那裡，反應各異，民族幹部比較冷淡。這樣就形成所謂民族幹部要「紀要」，漢族幹部要「電報」。問題解決不了，後來要我負責起草一個新疆問題的決定。當時用了比較多的時間來搞這個東西，但後來因文件太長，實際上沒用上。 　　到了這個時候，胡耀邦感覺到在民族問題上出了毛病，要收拾這個局面，於是提出「兩個離不開」。在醞釀過程中，我聽說(沒看到文字)，原來的紀要上他講過在新疆問題上，黨中央只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區範圍里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決定了以後，中央只有這一點權，即看到有哪些不妥當，可行使否決權，其他事情都由你們決定。我就問胡，在民族地區怎麼能夠做出這樣的決定呢?除了三個權，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區自己管，這怎麼行呢?他和我說，這不是他說的，這話是萬里說的。 　　這件事情後遺症太大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後來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們要提鐵木耳，新疆要提司馬義;中央採取了一個措施，即把司馬義調到民委當主任，當時烏魯木齊有一、兩千人(民族人員)上街擁護司馬義。在這種情況下，王震出了個主意：汪鋒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調出，把王恩茂調回去，又調谷景生去當區黨委第二書記。從此之後，新疆的局勢才逐步穩定下來。 　　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我看胡耀邦有兩個問題，一是對帝國主義要分裂中國這樣的大問題，他沒有警惕：對百多年的歷史，即英國、印度總是想把西藏搞過去，英國、美國、過去的沙俄及蘇聯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沒有這方面的歷史知識，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並不重視，或者說完全忽視這種大問題。在民族地區，反對民族分裂是頭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內政都與此有關。你對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卻天天在打我們的主意，多危險啊!另一個問題是，對民族地區的民族分裂主義危險沒有認識。 　　一九八四年春天召開西藏問題座談會。耀邦同志認為，西藏的工作，主要問題還是「左」，提出糾「左」也存在軟弱渙散的問題。就這個地區提出這樣的意見，是切合實際的，不能認為是錯誤的。可是《人民日報》抓位這個觀點，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題目是《肅清「左」的流毒和糾正軟弱渙散狀態》，說「不糾正『左』的影響，不批判『左』的流毒，不克服『左』的傾向，是非常嚴重的軟弱渙散」，「容忍『左』的流毒也是軟弱渙散，也應該糾正」。作為陪襯，文章也說到反右。但是誰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糾「左」。這就不只是作為一個地區的問題，而是作為全國普遍存在的問題提出來了。我不認為這篇文章是耀邦同志授意寫的。但是發表以後，耀邦同志不會沒有看。看了以後不表示態度，至少是默認了這種改變中央集體決定的宣傳。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耀邦同志在《如何把部門工作做得更好些》的講話中說到「左」，說「可不要低估這個看不見的『幽靈」』，尤其突出地講政工部門、宣傳部門、政法部門要注意這個問題。這當然是有所指的。講話中還說到破和立，在兩條戰線鬥爭中通篇要破的，就是「左」，可以說沒有一句講要破右。他這種關於破和立的觀點，一直延續到六中全會精神文明建設決議的前幾個稿子中;後來不少同志反對，才刪掉。

長文回憶錄出自《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後轉載至華岳論壇和烏有之鄉。

伍精華批評過這段話里有許多錯誤，如胡耀邦在西藏的準確時間應該是1980年5月22日到拉薩、5月31日離開。

使用例子

長文預警

1970年9月，施佩爾、施密特到波蘭，闖了一個亂子。當時他們了解到中央補貼給波蘭的錢每2、3億帝國馬克，80％用於在波蘭的德意志族幹部，包括在波蘭進行工業交通等各種事業建設的德族職工。這本來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廠、修路只能用這個錢啊，從事工廠生產和修路建設的德族工人工資也只能用這個錢啊，但施佩爾卻錯誤地作出結論：中央一年給的2、3億馬克，80％用在波蘭的德族幹部。為了使中央的補助真正用於波蘭人，要把80％的德意志人從波蘭撤出來。另外，漢斯·弗蘭克本來在那裡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許會有點"右"的東西。施佩爾就抓住這點進行批判，同時，弗蘭克在搞種植園時從農奴中培養起來、提拔起來的波蘭積極分子和幹部也一起挨批，使得這些積極分子抬不起頭來。 後來基辛格派約納斯·李去波蘭，李是挪威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施佩爾、基辛格的影響，去了波蘭後，專走上層路線，和廣大的波蘭幹部都不沾邊，影響很不好。直至舍爾納去了之後，原波蘭積極分子受壓的狀況才得到糾正。 1972年春天召開波蘭問題座談會，施佩爾元首認為，波蘭的工作，主要問題還是「右」，提出糾「右」也存在軟弱渙散的問題。就這個地區提出這樣的意見，是切合實際的，不能認為是錯誤的。可是《民族觀察家報》抓住這個觀點，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題目是《肅清「右」的流毒和糾正軟弱渙散狀態》，說「不糾正『右』的影響，不批判『右』的流毒，不克服『右』的傾向，是非常嚴重的軟弱渙散」，「容忍『右』的流毒也是軟弱渙散，也應該糾正」。作為陪襯，文章也說到反右。但是誰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糾「右」。這就不只是作為一個地區的問題，而是作為全國普遍存在的問題提出來了。我不認為這篇文章是阿爾伯特同志授意寫的。但是發表以後，阿爾伯特同志不會沒有看。看了以後不表示態度，至少是默認了這種改變中央集體決定的宣傳。 當時在全國影響最大的是80％的德意志族幹部要從波蘭撤出。這個消息一傳到莫斯科、烏克蘭......跟著就發生了類似問題。特別是莫斯科，那時的專員是西格弗里德•卡舍。 1970年時，亞佐夫統一了西西伯利亞，要搞「大審判」，卡舍對戰爭形勢估計得很嚴重，驚慌失措。在梁贊邊界，要很多德族幹部往西撤，縣級以上幹部都要回德國本部。有些德族幹部樂得回去，而少數民族幹部中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則乘機鼓譟要擠走德族幹部，成為一種風潮，而卡舍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數幾個人，既得罪了德族幹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幹部，在莫斯科鬧得不可開交。到了1970年，莫斯科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 沒辦法，施佩爾就把他們找到日耳曼尼亞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德族幹部、抬民族幹部。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會也開不下去了，他們來電報向中央請示怎麼辦。不知基辛格和施佩爾是否商量過，基辛格找到我說：俄國問題，搞得這麼僵，他們來了個報告，要中央給他們回電。於是，基辛格叫我起草了一個復電。這裡比較公道地講了一下德族幹部、國防軍所起的作用，還講到東方總督區成立以後德族幹部所起的作用，強調民族幹部和德族幹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團結。這個電報到了那裡，反應各異，民族幹部比較冷淡。這樣就形成所謂民族幹部要 「紀要」，德族幹部要「電報」。問題解決不了，後來要我負責起草一個俄國問題的決定。當時用了比較多的時間來搞這個東西，但後來因文件太長，實際上沒用上。 到了這個時候，施佩爾感覺到在民族問題上出了毛病，要收拾這個局面，於是提出「小心安撫」。在醞釀過程中，我聽說(沒看到文字)，原來的紀要上他講過在俄國問題上，帝國只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外，合作政權範圍里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決定了以後，中央只有這一點權，即看到有哪些不妥當，可行使否決權，其他事情都由你們決定。我就問施佩爾，在斯拉夫地區怎麼能夠做出這樣的決定呢？除了三個權，其他都由總督專員自己管，這怎麼行呢？他和我說，這不是他說的，這話是施密特說的。 這件事情後遺症太大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後來莫斯科又出了一件事：我們要提卡明斯基，莫斯科要提戈巴契夫；中央採取了一個措施，即把卡明斯基調到東方事務部下屬政策研究室當主任，當時保盧斯堡有一、兩千人(民族人員)上街擁護戈巴契夫。在這種情況下，迪特里希·馮·紹肯出了個主意：卡舍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調出，把倫內調回去，又調施塔勒克去當總督副手。從此之後，莫斯科的局勢才逐步穩定下來。 作者：林雪珊（即清水宮雪櫻） 時間：2022年3月12日

評價

正面

知識分子和學者對胡耀邦有很豐富的評價，對胡耀邦主流為稱讚，很多學者認為他是「中國歷史上少有偉大民主主義者」、「青年鬥士，民主領袖」、「浴血民主」。

李銳曾口胡表示，胡耀邦是他遇到的可以坐下來真正平等交談的兩個高層領導人之一（另一個是黃克誠）。體制內民主反對派何方則將胡耀邦與陳獨秀、張聞天相提並論，稱讚三人能夠「堅持五四運動傳統、弘揚科學民主精神」、「能夠成為中國人民的先覺和前驅」，並分析三人在黨內的慘澹結局均為「中國封建傳統的強大」所造成。

負面

胡耀邦任內的民族政策被一些人批評。許多網絡評論認為，過去的許多「正確的」民族宗教政策在胡耀邦時代被認為是「極左」政策而被遺棄。陳永貴曾批評胡耀邦是「胡亂邦」。

其他

胡耀邦在下野後，曾對家人自評道：「我這輩子有兩個沒有想到，一個是沒有想到被放在這麼高的位置上；一個是沒有想到在我退下來以後還有這麼好的名聲。」

胡耀邦1989年逝世時，中共中央發布的訃告稱：

「

胡耀邦同志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我軍傑出的政治工作者，長期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

」

中共官方對胡耀邦的評價非常謹慎，在中共領導中鄧小平曾說：「耀邦抓黨風黨紀是鐵面無私的，就是不理解自由化的危害。」陳雲對胡耀邦的評價是：「不懂經濟，但是抓黨建工作是把好手，為人正派。然而有些時候，重大方針搖擺不定，不適合主持全面工作。」

自視為「胡耀邦反對派」的中共元老鄧力群評價道，「胡耀邦從來不搞陰謀，胸懷坦蕩，對人不報惡意。與胡相比，趙紫陽則曾經參與過陰謀，也整過人。」1988年11月，鄧力群在長沙要求見胡耀邦，雖然在此前一年黨內生活會上，他羅列大量「罪狀」，系統地批判胡，但胡還是歡迎了他，並同他談了兩個多鐘頭。事後鄧力群感慨說：「我沒有想到他並不介意以前的摩擦。」並說他們的談話「感情是真誠的，氣氛是融洽的」，使他有「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覺。鄧力群認為胡在民族政策上闖了亂子，對民族地區的民族分裂主義危險認識不夠，造成西藏和新疆的局勢不穩。

胡耀邦對第三代及以後的中共領導人有直接影響，並反射到很多年後對他的評價。2010年4月15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人民日報》上發文悼念胡耀邦，並表示銘記胡耀邦生前的教誨：「領導幹部一定要親自下基層調查研究，體察群眾疾苦，傾聽群眾呼聲，掌握第一手材料」。此後，中共中央於2015年和2025年的11月20日分別舉行了紀念胡耀邦誕辰100周年和110周年座談會，習近平均出席並發表講話。他在2015年讚譽胡耀邦「夙夜在公、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堅守信仰、獻身理想」、「實事求是、勇於開拓」及「建立不朽功勳」；在2025年的座談會上，習近平重申胡耀邦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並號召全黨學習其崇高精神風範，特別是「堅持實事求是、矢志追求真理」以及「勇立時代潮頭、銳意改革創新」的優良作風。

對於胡耀邦的批評主要集中於他的性格中的「極易衝動」，比如趙紫陽智囊羅小朋則稱：「胡耀邦總的價值取向是對頭的，但他有非常明顯的性格弱點和知識缺陷。這其實是當時中共高層許多人都知道的事實……胡耀邦的弱點是不能耐心傾聽，喜歡自己占去大部對話時間。胡耀邦在地方視察中，極易衝動，許多心血來潮之舉，後果嚴重。胡耀邦的性格弱點，還表現在他與學者交往面過窄，結果受到一些脫離實際且有機會主義傾向的文人的不利影響。」

原英國駐華大使理察·伊文思則在其作品《鄧小平傳》中認為胡耀邦工作勤奮、頭腦清晰，但個性不夠變通，容易衝動。他在黨內的聲望和分量都不夠，在與老人打交道時卻又不夠謹慎。1986年，胡耀邦在訪問莎士比亞故居時，引用的卻是雪萊的詩句，讓同行的中國官員大感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