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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月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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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滑P民共和国煮席、伪大的新时代引路人 维尼大帝 祝您在梁家河度过愉快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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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逆流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与党内官僚,走资派所进行的一场围绕着军队领导权的权力武装斗争。

    开端

    文革初期,军队的高层支持了革命派,但是这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党政官僚集团,而且各地军队官僚对文革的态度也并非统一。在很多地方,造反派的势力远不如有地方党 委领导和国家机器支持的保守派强大,因而,在夺权行动中,很多省军分区和地方党委联 合起来对付造反派,压制群众运动。很多当权派被打倒后,被军队保护起来,因此很多造反派把军队视为走资派的最后避难所,到军分区司令部静坐请愿,军队则罗织罪名进行抓捕。

    初次交锋

    为了促使军队支持造反派,1967年1月23日,中央提出“三支两军” ,28日中央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即“军委八条”),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 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 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 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 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 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 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档、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的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 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作无产阶级 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成立革命委员会,

    “青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不少贡献,但是他们马上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班还 不行;现在各省市都学习上海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那国号改不改呢?如果改为 中华人民公社,那国家主席就得叫公社主任或社长了。国号一改,还有个外国承认不承认 的问题。我看苏联就不会承认,承认对他不利。公社成立了,还要不要党呢?我看应当要, 总要有个核心。......总之,还要有一个党。我看名称还是不变得好,还是开人民代表大会, 国务院还是叫国务院。上海人民公社就改为上海革命委员会吧!”

    《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5 期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转引了毛泽东的 指示: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 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 好。”

    1968 年 3 月 30 日“两报一刊”的社论再次引用了毛泽东的话: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 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 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这些举措,有以下作用:

    一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打击的是走资派,可以解散反动的党委,但是党的 组织还要存在,党的领导是保证革命胜利的前提;

    二是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这样即 可以获得军队支持,又可以留用有经验且支持革命的干部,反对“打倒一切”,这是无产阶级应有的做法;

    三是反对武斗、建立全国性群众组织;四是鼓励军队支持革命;

    五是要建立一元化的领导机构,这也正是列宁所说的“实干的”政府组织

    但是,这里有两方面困难,一是并非全国的军队都会照做,实际上随着夺权的进行, 军队已经不能再像文革初期那样不作为,很多地方军队和地方官僚集团合流,事实上,只 有上海、黑龙江、山西、山东、贵州五省驻军支持造反派。北京是中央所在地,因而也没有 人敢于镇压群众。二是革命群众继续受到小资产阶级路线的破坏,派性、整人、“打到一切”、 不要党的领导等错误做法在很多地方没有改变,还有部分人提出过左的主张,希望彻底踢 开军队和原有干部,这样又导致了造反派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因而,在很多地方,军队 和造反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有些造反派要求批判军队官僚,这就引发了军队更大的不满。

    大闹怀仁堂

    军队对造反派的反对也体现在中央的军队官僚上。2 月 14 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 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 余秋里、谷牧等人同江青、康生、陈伯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叶剑英怒气冲冲地对陈伯达 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你们 想干什么?”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拍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 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你们凭空捏造刘志坚是‘叛 徒’,我们是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我们还不了解吗?”李先念说,“现 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从 《红旗》十三期社论(即宣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引者注)开始,那样大 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老干部统统打掉了。”谭震林向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向上 海有关群众组织打招呼,要保陈丕显,张春桥则称要同群众商量。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 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蒯大富这些人是 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嘛,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是党 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任何一次”。随后表示,即使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 到底。他说:“我一生三不应该,第一我不应该活这么大岁数,看着国家这么乱我心痛。第 二我不应该参加共产党。第三我当年不应该跟毛泽东去井冈山。”

    这些人的言论实际上说明,他们已经站在官僚集团一边了,对于“联动”这样的恐怖主 义组织,他们居然都想为之开脱。毛泽东得知后,震怒,他让谭震林接电话,说:“谭震林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不上井冈山,井冈山是我请你去的吗?你不加入共产党你可以退出嘛!你不活这么大岁数不也活了吗?你现在也可以不活嘛!”3 月 1 日,毛泽东严厉批评 了这些老干部,

    “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林彪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 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 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 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 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 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从 2 月 22 日起至 3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 7 次政治生活会,批判“资产阶 级复辟逆流”,也就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后各地保守派在地方党委和军队势力支持 下大肆打击造反派,被称为“二月黑风”或“三月黑风”。武汉军区把“工总”打成反革命 组织,压制“二司”、和“工造”,逮捕近 500 人,牵连超过 6000 人;广州军区把“八一战 斗兵团”打成反革命组织,压制“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等;河南省军区把“郑大联 委”、“8·24”打成反革命组织,压制“二七公社”,逮捕数千人;福州军区把“红革会”、 “9·2”等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安徽省军区把合肥“红卫军”打成反革命组织,压制“8·2 革联站”、“红革会”、“工人一司”;新疆压制“红二司”等等。2 月 18 日,成都军区用飞机 撒叶剑英签发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一封信》 ,开始打压造反派。在这段时期内,四川全省取缔造反组织 1100 多个,抓了 12 万人, 连同情造反派的老干部李大章、龙天宝都抓了,《红岩》作者罗广斌被迫害致死。2 月 23 日, 西宁全城戒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制造了“二二三”事件,当天打死打伤革命群 众 340 人,逮捕、拘禁 10157 人,次日又镇压了民族学院的革命师生,打死打伤 12 人,同 时对革命群众采用各种刑罚实行逼、供、信,大搞跪倒“请罪”。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革命派坚决反对军队镇压革命群众。4 月 2 日中央台播送了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指出:“如果否定革命小将,便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如果打击革命小将,便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在 4 月 6 日又发布了《军委 10 条》,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军队都不能打击群众组织,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不准任意 取缔群众组织,只能进行政治工作,并要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不允许体罚和 变相体罚,要防止赵永夫式的的反革命分子主持支左工作178。4 月 12 日,为了做各军区的 工作,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江青发表了讲话:《为人民立新功》。

    “自从主席说解放军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以来,已 经作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成绩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工农业生产上。比较困难的是支 左问题,复杂一些,搞不好就轻易支错。对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自己的思想明确,真正站到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就会大无畏,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我 们就可以不支持他们,再来搞调查研究,支持真正的左派,把左派壮大起来。对受坏人操 纵的组织,就孤立他们中间的一小撮,分化瓦解他们,教育他们。这一点,同志们已经有了 许多经验啦,其中已有许多好的经验。我参加过两个小组。像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难,黄永 胜同志他那里有一些好处,他没有杀人,没有开枪,广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他们有 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 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这个做 法,我觉得还是好的。

    ......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 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事实上,有的是从左的方面介入,有的是从右的方面介入。......我 想大多数做了错事的同志也是会回头的。我才不相信,天下就那么都一片黑了,有的人就 是吹这个黑风。也许我这人自信心太强,我总觉得不会是那样子的。......进城以后,我们 军队住在兵营里,确实和劳动人民有些隔开了。这次不行了,要从兵营里出来,要从机关 里出来,恢复咱们过去的老传统,跟群众结合在一块。这样,有的地方就说,老八路又来 啦。可见,我们当年还是和群众在一块多一点,进城以后就隔离开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 期间,军队做了许多好事情,从最初开始,以林彪同志为代表,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

    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武斗

    在中央的一系列举动之下,造反派重新活跃起来,在更大范围上建立起新的组织。地方在不能公开使用军队警察对付造反派后,转而设法将武器交到保守派手上,挑起武斗。为 了自卫,造反派于是也设法抢夺武器,武斗逐步扩大。在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 8201 部队 的指导下,保守派组织红武兵于 5 月 16 日改组为百万雄师,开始有步骤的镇压和屠杀造反 派。6 月 17 日在汉口六渡桥、6 月 24 日在汉阳轧钢厂和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先后发生大型武 斗。据不完全统计,从 6 月 4 日至 30 日,武汉市在武斗中死 108 人、伤 2774 人,死者皆 为造反派。到 6 月底,百万雄师已完全占领汉阳,控制汉口大部分地区,造反派伤亡惨重,退缩到武昌造反派占绝对优势的少数院校里。 江西、四川等地当权派挑动农民发动武斗,中央下发《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禁止各地挑动农民进城、禁止武斗、禁止抢夺军队武器弹药。部分造反派内部在夺权后由于权力斗争发生分裂,一部分成为温和派,加入到“革委会”中,一部分较激进的对“革委会”不满,两派因此也发生武斗。7 月 11 日,复课闹革命代替了停课闹革命,学校秩序开始恢复正常。但派系斗争并未停止。7 月中旬,毛主席亲赴武汉试图化解两派群众矛盾,促成大联合,但遭到保守派顽强抵 抗,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宾馆,抓走王力,酿成震惊全国的“720 事件”。武汉“720 事件”后,陈再道被撤职、到北京接受批判,周总理先后批评新疆军区、江西军分区,指 出:“过去军区错误,就是对军分区武装部发枪给农民,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就是策划, 放纵!军区要负这个责任”。借处理武汉事件,新华社报道了各地一系列造反派,中央希望 通过解决武汉问题推动周边,却低估了军队干部和保守组织,许多地方矛盾反而激化,部 队甚至公开挑起冲突。江西有的地方和组织,公开抵制中央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认为是 “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至出现严重武斗和新成立的省革筹认为的“军事叛乱”。造反派也 没有按照中央的要求进行大联合,一些省形势失控,全国掀起乱揪“军内一小撮”和抢枪 恶风。

    “大联合运动”的僵局

    8 月 1 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由王力、关锋等起草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 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40 周年》。社论提出:“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 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要把军内一 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纷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解放军,冲击解放军军营,殴打部队干部战士,浙江省183 军区、湖南省邵阳军分区武器弹药库先后被抢。 8月7日,谢富治提出“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 变过来是困难的。”这些曾经血腥镇压群众的专政机关干部遭到了造反派的残酷报复,3.4 万人受到了打击迫害,1100 多人被迫害致死。8 月 7 日,王力又发表了“王八七”讲话, 煽动群众组织夺外交部的权,8 月 22 日外交部造反派带领群众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王 力和新外交部长姚登山还向全世界的中国大使呼吁“将中国的革命带到其他国家”,几天后 被周恩来制止,姚登山下台。同时,社会上的极左势力(以“五一六兵团”为代表)也要 求打倒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旧政府”,后来还要求彻底否定文革前的官僚体系,按照“巴黎 公社”模式自下而上的重建国家机器。

    这里,实际上既需要反对军队对革命群众镇压,也要反对造反派的“极左”行为。“极 左”主要是说,文革实际上是要完成政治关系的革命,使人民参加到国家管理中,但不意 味着要彻底砸烂国家机器,而是要对国家机器进行改造,而这种改造必须是谨慎的,不能 打倒以前的一切;也不是说一切旧有的干部都要打倒,对于大多数干部应该留用,改造好 的也应该留用;更不应该对干部进行迫害,对于反有罪行的官僚应该依法惩办;同时军队 干部只要不是反动派,不是镇压群众,就应该予以团结。

    8 月 9 日,林彪讲话批评军队领导人镇压群众运动的行径,提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 原来革过的命的命”、“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对于军队干部,“能挽救的还要挽救。现在 没有垮台的,也不希望垮下去。”8 月 16 日,周恩来也指责军队:“他们讲成分、讲党团员, 听话的就觉得好。根据这一点,支左常支错了。” 8 月中旬毛泽东批示《红旗》杂志发表的 王、关等的社论是“大毒草”。8 月 26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生活会,中央极左势力 (王关戚)遭到批判,随即被隔离审查,社会上的极左思潮也被批判为“形左实右”。

    从 8 月起,中央开始着手处理各个地方抢夺武器、武斗等问题,但是各个地方的武斗 仍然相当严重。9 月 5 日,中央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军用物资的 命令》,要求“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哪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已经抢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应一律封存,限期归还” ,造反派向军队归还了不易隐藏的重型武器和部分轻武器,情况出现一定好转。此后中央发布了很多稳定局面、确保生产的通知。

    随着外部形势越来越有利时,造反派内部的派性问题日益凸现出来。9 月中旬,毛泽东 第一次告诫造反派:“告诉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毛泽东要求红卫 兵多作自我批评,迅速实现大联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9 月 17 日《人民日报》转载《红 旗》十四期社论《在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再次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大联 合的指示。1967 年 10 月 1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专 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明确指出:“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 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10 月 17 日,中央下发《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要求各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 下,按系统、行业、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要求“一切跨行业的组织,都应该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行业进行必要的调整” 。毛泽东还反复强调,大联合要坚持“三结合”的原则,“要扩大教育面”,将愿意接受教育的老干部解放出来,“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 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相 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

    然而,很多造反派并未理解毛主席的意图,将目标定位于争得更多、更有利的革委会 席位,而不是推动变革社会关系。各派造反组织高喊“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口号,在 革委会筹备委员会里为权力分配明争暗斗、互不相让。同时,许多造反派不把老干部结合 进去,仍按照打倒一切的思路,拒不解放和起用老干部,或者一派起用老干部,另一派就起来又把这个老干部打倒。大联合陷入僵局。

    1967 年 11 月,两报一刊发表纪念十月革命 50 周年的社论,系统地提出了“无产阶级 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此时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反殖斗争正在高涨。尤其是 1968 年在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也发生了革命运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学生运动;法国、 意大利、德国的学生、工人运动,都受到了中国文革群众运动和毛泽东一系列思想的影响。 中国一时间成为世界革命的思想中心。毛泽东曾设想到1968年初完成“大联合”,“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 ,但到1967年年底,全国只有青海、内蒙古、天津等少部分省份成立了革委会。1968 年初将约束造反派作 为很重要的任务。1968 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提出,1968 年的战略目标之一是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各个群众组织“都应当从思想上、组织上 进行整顿,提高觉悟,纯洁队伍,肯定成绩,克服缺点,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 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能不能自觉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势下愿不愿做真正的无产阶级 革命派的重要标志”。1 月中旬,运动达到高潮,所有中央和地方报纸都连篇刊登批判派性 的文章。1 月 16 日,《人民日报》刊登《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发动群众围剿派性》,编者 按语提出“要打倒派性,还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历数派性罪状,大揭派性危害,人人批 判,个个抑制,使它在群众中象‘过街老鼠’,无处藏身”。

    革命大批判与更激烈的武斗

    同时中央领导人在接见各省造反派时,都不失时机地批判派性。1968 年 2 月 25 日,《人民日报》发表《无政府主义是通向反革命的政治桥梁》,指出:“无政府主义已经成为当前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反扑的主要手段。如果不坚决打倒无政府主义,就必然会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无政府主义思潮“是阶级敌人进行垂死挣扎的阴谋伎俩;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革命不彻底性的恶性发作。同时,也是对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 从1967年底,中央开始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分期分批抽调一些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自治区的有关人员来京学习,帮助造反派开展“斗私批修”,以解决这些 地区的问题,促使其早日成立省革委会。

    从群众组织到各机关单位、工厂、学校、农村、家庭都掀起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 热潮。以福建省为例,1967 年 12 月 5 日-1968 年 8 月 15 日,中央在北京举办毛泽东思想 学习班福建班。学员分三批先后入学,学习分三步:一是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有 关文件;二是联系本单位、本地区“文革”实际,座谈讨论,提高认识;三是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革命大批判和组织重点斗争。同时,省军管会举办第 1 期、第 2 期毛泽东思 想学习班,全省各市、地、县、社、队都不同程度地办班。经过学习班批判宗派主义、无政 府主义,造反派逐步改变派性观点。1968 年 3 月福州市 127 个单位实现大联合;5 月福州 地区 75 家工厂实现大联合;7 月福州地区 44 个群众组织在北京签订《关于大力巩固和发 展革命大联合的协议》;8 月经中央批准,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

    毛泽东一再强调要实现“大联合”,但部分造反派出于派系利益,1968 年 2、3 月间重 新恢复跨行业组织,局部地区开始大打派仗,武斗事件仍经常发生。1968 年 2 月 3 日,就 在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当天,保定市两派群众组织就发生冲突,开枪对射,死伤数人。 “二三武斗”拉开了武斗的序幕,保定市此后大半年时间内枪声不断。1968 年 3 月,中 央第二次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下发“315 指示”,批评 54 军仍是支一派、打一派,没 有一碗水端平。“315 指示”传达后,军队支持的“八一五”组织几乎瓦解,反到底开始骄 傲,武斗苗头重现。54 军各个机构都给中央打电报,梁兴初找中央摊牌,说军队想不通、 群众想不通,“315 指示”可能造成更严重武斗。4 月 27 日,周恩来又传达了毛主席的“427” 指示,“叫反到底不要翘尾巴”。

    3-8 月,重庆发生数十次武斗,双方动用了轻重机枪、高射机枪、三七炮、榴弹炮、火箭筒等武器。在 6 月 2 日重庆市革委会成立之后,武斗却愈发如火如荼,“八一五”开展 大规模“剿匪”运动,“反到底”派无还手之力,步步后退。武斗从重庆市区向周边专县扩 散,群众伤亡惨重,数十万“反到底”成员逃往成都等地。陕西也是同样,1968 年 5 月 1 日成立革委会同时,汉中、西安等地就相继发生武斗,两派抢走泾阳 302 武器库各种战备 武器万余件和大量弹药,陕西境内的陇海、宝成铁路系统和沿线地区铁路交通多次中断, 面粉厂、米厂机器、粮库被炸毁,城内交通中断,粮菜供应困难。

    一些造反派认为,如果能在武斗中取得胜利,消灭另一派组织,就可以以自己为核心组织大联合。在这一思想指导下,4 月 23 日,清华大学团派和“四一四”之间爆发了震 惊中外的“百日大武斗”。以往较好执行中央政策的北京高校陷入动荡之中。广西两派武斗过程中冲击军事机关,抢夺部队武器弹药,援越物资受阻。 1968 年 7 月

    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七·三布告”,针对近两个月来 广西桂林、柳州、南宁等地连续发生的一系列武斗事件,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对于确有证 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 须依法严惩。“七三”布告后,武斗仍屡禁不止。7月7-9日,重庆两派在大坪地区大规模 武斗,动用了轻重机枪、高射机枪、三七炮、炸药等;7 月 19 日,西安数千群众攻打白家 口地区,动用了航空机关枪、土坦克等武器,打死 21 人;陕西省其他地区还不断发生武装 攻打革命委员会、杀害革委会成员的事件。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针对武斗不断升级等一系列严重事件,颁布了“七·二四布告”,重申:“任何 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七·三布告”,不得违抗”,“立即 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 劫、破坏国家财产,中断交通通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依法惩办。 还要求必须立即恢复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 备。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要求无条件结束武斗,但随后不少地方的保守派乘 机一举打垮甚至消灭了造反派。广西军区韦国清趁机指使保守组织“联指”发动对造反派 “四二二”的武装围剿,酿成骇人听闻的大血案。宾阳县从 7 月 26 日到 8 月 6 日,打死 所谓“阶级敌人”3681 人,灵山县打死 3200 多人,上林县打死 1906 人,白色地区打死 1073 人,河池地区打死 7000 多人。军区和“联指”共同攻打“四二二”控制的南宁解放路、 百货大楼、展览馆,到 8 月 5 日夷平南宁闹市区,打死反对派 1470 人,抓获俘虏近 9000人。更令人发指的是,“四二二”几千人为躲避围剿,躲进地下人防工程,联指在军区的默许下,竟打开打开邕江上游左江水电站拦河大坝的大闸,水淹南宁,溺死人防工程中的 最后一批反对派,尸体漂到港澳地区,震动世界。

    对动荡的高校,毛泽东看到光是批无政府主义不能解决问题,决定派一些优秀的产业 工人,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让工人收缴学生手中的武器。7 月 27 日开始派“工 宣队”进驻北京大专院校,目的是制止学校内的武斗,促进两派大联合。蒯大富为首的团 派抵抗工宣队,在十多个小时里,打死 5 名工人,打伤多名工人和解放军,这一事件直接 震动了中央。毛泽东于 7 月 28 日凌晨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批评了激进学生的武斗及 抵抗,高校文革运动从此转变方向。毛泽东对蒯大富讲:“你们不是抓“黑手”吗?“黑 手”就是我。你现在很不好办,我看你毫无办法。布告明明宣传了好多天了,你们仍然要 打,你们要打到哪一年?”“北京多数学校没有打,少数学校在打,一打不可开交,影响工 人、军队,也影响内部统一。”

    但总体上,毛泽东对高校学生仍是保护的,“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 总而言之,你们五员大将,我是保护你们的,你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 宾,还有其它学校的头头,但著名的还是你们五个。你们做了许多工作,工作也很困难。文 化大革命我们都没经历过,不管你们有多少缺点错误,我们还是保护你们的。”毛泽东不同意中央文革将五大领袖打倒,而是希望在工人阶级领导下,通过教育和到基层单位劳动 锻炼促进造反学生与工农相结合,改造自身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

    1968 年 8 月 25 日,《红旗》1968 年第 2 期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指出“单 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上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 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工人阶级的领导“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 保证”。工人、解放军“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空 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工人阶级不但要到学校,而 且要“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中去”。从 8 月底起,全国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县、镇以上中小学派驻工宣队。9 月份,66、67、68 三年的毕业生都毕业了(俗称 “老三届”),这些毕业生开始上山下乡做知青。因此红卫兵的运动停息下来。

    武斗的结束

    1968 年夏,中央通过下发两个布告、派公宣队和军宣队等方式,很快控制局势。部分地方的武斗一直持续到 1969 年“九大”以后,但全国总体已经安定下来,大规模群众运动结束。1968 年 9 月 3 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29个省,市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968 年9月毛泽东提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 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由此,文化大革命由造反派夺权,转向了“军干群”三 结合,改革社会关系。

    “二月逆流”的意义

    实际上,军宣队、工宣队以及成立“革委会”,都是希望造反派能够保住革命成果,稳住阵脚,先解决派性问题,同时把目光从夺权转变到社会关系改造上。因为文化大革命的 根本任务,是改造社会关系,夺权目的是为了清除走资派对继续革命的阻碍。但是当走资 派基本被打倒,那么就应该放下派别争斗,进行社会关系改造。在很多地方,革命委员会 中实行“军干群三结合,老中青三结合”,主要是军队掌权,其次是原地方党委,造反派实 力并不大,还经常被排挤迫害。但是,在造反派实力不够继续推动变革,且内部分裂严重之时,应该先稳住阵脚,争取大多数的支持,同时尽可能的改变社会关系,等到自身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实力增长了,再进一步推进革命,这实际上是继续革命的正确路线。然而,由于成熟的革命骨干太少,没有办法形成对造反派群众的领导,这一调整,没 有被造反派领悟。因而,不得不依靠军队来稳定混乱的局势,反之造反派在无休止的武斗 中使自身陷于灭亡。同时这样的武斗不仅无利于改变社会关系,还会造成经济的严重滑坡,社会的严重动荡,无产阶级专政可能不保。但是林彪为代表的军队官僚集团利用稳定社会 秩序的过程,既对党政官僚进行残酷迫害,又对革命群众进行残酷打击,同时他们还利用对毛泽东近乎疯狂的个人崇拜,来转移革命群众的注意,以图达到专权的目的。于是这次造反派与官僚围绕的军队夺权斗争也就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