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三种人”
清理三种人，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党内进行拨乱反正和人事调整的一项政治运动。三种人指的是：造反派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主持这场运动的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一派，以邓、陈、胡为主，目的是防止改革开放的方针被“文革”遗留分子翻案。
起因[编辑 | 编辑源代码]
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青黄不接比较成问题，而十年中的这批人中许多人还很年轻，有知识有专业，又很会看风向，若不掌握政治标准和不严格考察历史表现，那么在大量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情况下就很可能让这些人混进来。因此，陈云从一开始呼吁抓紧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同时就强调，对“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
经过[编辑 | 编辑源代码]
1981年7月2日，他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一个也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我说一个也不能。”“当时闹派性的、‘造反’的人很多，许多是随大流的，但里头的骨干分子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一个也不能提拔，手不能软了。”为何不能提拔？陈云解释说，尽管这些人现在表现好甚至“蛮好”，但那只是他们要爬上来的需要。还因为一批老同志还在，“但是，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党内有什么风浪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变成为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的分子。有一个，有两个，就可以串联，兴风作浪。他们说，没有把这些老家伙整倒、整死，现在还在台上，当时整死就好了。”“因为时局变化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变成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的分子。”陈云主张严肃对待的同时又提出“可以给他一般的工作做。”
陈云的这个讲话传达下去后，引起党内外很大反响，大家表示热烈拥护。邓小平也非常赞成。
1981年5月8日，陈云出具《提拔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文革’中提拔过一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人。（很可能骂的是姚文元）当时提拔这样的青年人到高级领导岗位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一个痛苦的教训。”“必须说清楚，现在我们所要提拔的中青年干部，绝对不是要提拔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干部。”
6月8日，陈云出具《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着手进行党内人事改革与新老交替。7月2日，陈云在省级党委书记座谈会上，以王洪文为例，指出必须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进行选择。
1982年1月13日，陈云在《要情反映》上批示：“任穷同志：提拔中青年干部必须注意德。有才缺德的人，一个也不能提拔。”他几次提醒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王鹤寿：“要特别注意至今还在台上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帮派人物。”“真正的危险已经不在于现在讨论判刑或者要开除党籍的那些人，真正的危险是那些至今还在台上的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人物。”，他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会议上讲话说：“人一定要选好。还是老话，要坚决贯彻陈云同志讲的几条，几种人不能放进去啊！”但也有些领导同志，对陈云的意见不大以为然，说对“文革”的那些事情要“俱往矣”，不必再深究了。陈云听后说，不行，我是俱在矣。即这些人都在。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他们的一时假象所迷惑。
他对有些地区和部门仍在重用“三种人”，始终保持高度警惕。1982年1月18日，他在中央组织部送来的材料上批示：“一、出重要，进更重要。二、进的人，必须不让‘三种人’进。”2月12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送来的《关于一些领导班子中仍有“三种人”的三个调查材料》的简报上批示：“我赞成发出。”7月3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又强调，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必须对“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了的，必须坚决把他们撤下来。他要求“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组织部门对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一定要进行切实的考察。”
1981年5月8日，他在讲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时就曾提到：“‘文革’中提拔过一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人。当时提拔这样的青年人到高级领导岗位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是党的一个痛苦的教训。”“必须说清楚，现在我们所要提拔的中青年干部，绝对不是要提拔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干部。”
在1981年7月2日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他在讲到“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时问：“王洪文讲什么？”邓小平插话说：“1975年他到上海、杭州，第一句话就说，十年后再看。这句话可触动了我们，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接话说：“所以，对这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但是可以给他们一般的工作，给饭吃嘛。”
1982年7月3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重申，并首次提出：“ 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必须对“三种人”保持警惕，决不能提拔造反派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对这些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必须坚决撤下来。 ”
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陈云向秘书交代，他在大会发言中别的都不讲，就讲两句话，一句是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不能只提拔几十个、几百个；另一句是“文革”期间的“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
1982年9月6日，他在十二大上发言谈到不能提拔“三种人”时说：“因为这‘三种人’如果进到领导班子中，若干年后，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他们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再次为害国家，为害人民。”他在十二大的这篇发言总共21个自然段2000多字，却先后12次被掌声所打断。可见，他的意见切中要害，充分反映了全党的意志。
一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为什么一个也不能提拔呢？因为这“三种人”如果进到领导班子中，若干年后，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他们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再次危害国家，危害人民。
十二大后的9月23日，陈云在与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王震谈话时又强调：对“三种人”要注意，一个中组部，一个党校，一个中纪委，这三家是管干部的。只要这三个地方把好关，“三种人”“五种人”就上不来。党校要轮训干部，也要负责考察、了解干部，包括干部的历史。陈云关于不能提拔重用“三种人”的意见，在十二大上取得共识，并写进政治报告。
1982年9月28日，陈云看到北京大学党委送来的一份反映青年人思想动态的材料后，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我对派性骨干分子和打砸抢分子确实认为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当然指重要岗位。这个意见我现在还是这样看法。”“我们党在二三十年后那个时候也会正派人当权。但不能不想到20年30年以后的情况，因此现在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时应该注意这一点。”“我们对老年同志比较熟悉，对林彪、‘四人帮’分子也比较知道他们的底细。但对这些人也不能采取‘俱往矣’。”“十年内乱沾边的人很多。当时大家不能不表态。......对沾边的人，党必须根据那时环境，理解他们，采取争取政策。但对陷得很深的人，我们必须记录在案。不能‘俱往矣’。我们不是换了几个省市委第一把手和若干在职干部吗？这就不是‘俱往矣’。”“我同意事情有个发展过程的意见。重在表现。”最后说：“为了统一认识，我提议中央常委或政治局对这个问题讨论一次。对这个问题，我想找你谈一次话，时间由你定后通知我。”从这封信可以看出，陈云对清理“三种人”是何等重视，心情是多么急迫。必须坚决把“三种人”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
1982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邓小平在会上作《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强调整党不能走过场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陈云在会上的发言中再次谈到“三种人”问题。
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开始清理三种人。1983年，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重申。
1983年10月，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决定》把清理“三种人”作为新时期整党的一项重要内容。决定指出，对“三种人”除经过长期考验，证明确已悔改者外，原则上要开除出党。
11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谈话认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
1984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三种人”的补充通知》。
各级党组织随即由1983至1984年间开始，相继组织核查属地的所谓“三种人”，将不合规的党员开除以“排除隐患”
“ 重点是清查混进领导班子，要害部门和第三梯队的“三种人”及在“文革”中造反积极，干了坏事，造成严重后果，现在年纪较轻隐藏下来对党危害大的人以及幕后操纵的人。 ”
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各级党组织还要对运动的对象继续管教，以防止他们有派系联系或其他“反党活动”。
1983年2月，陈楚三的信、孔丹和董志雄的信被送到陈云处。陈楚三的信认为，红卫兵要一分为二，清华四一四派就是好的。孔丹、董志雄的信认为，“文革”初期的“老红卫兵”，如北京的“西纠”、“东纠”、“一司”，不应被作为“三种人”清理。
陈云批示：
“我建议将此信和陈楚三的材料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并加发整党指导委员会和中组部。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但也要给出路。”
198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阎淮《进出中组部》称，此后，李锐向秘书口述电话稿，让部办公厅通知北京组织部，并转发全国各大学——“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红卫兵不是造反派，其头头不属于记录在案范围。”阎淮《进出中组部》称：“老人家们”此举专为“整治”批斗他们的造反派，岂能拿自己子弟开刀！成立青干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对付造反派红卫兵。
在1966年，北京由高干子女组成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可谓无恶不作，血债累累。在清查“三种人”运动中，北京不少市民上诉中央，要求清查已经入党并任要职的孔丹等人。不料，陈云立刻在上诉书上批示：“孔丹等人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是我们将来可靠的接班人，他们不应当是清查对象。”由此，这批高干子弟被包庇了下来。但五大学生领袖都完了，这点倒还没错。
又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
换句话说，有的老干部，比如南京军区的许世友，广西的韦国清，在“文革”中迫害无辜，指挥逼供，操纵武斗，打人致残、致死，都没有关系，只要用一句“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便一点事也没有了。（人生四大铁里就有一起扛过枪嘛，扶一把不是自己政敌的，一起恰钱多快乐。）
渐趋结束[编辑 | 编辑源代码]
到1987年5月，历时3年半的全国整党工作基本结束。全国（不包括广西）清理出“三种人”5449名（然而包下的不算，私设公堂没的自然是死人，不必计算在内，机智如齐奥赛斯库。）。在清理“三种人”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占据领导职务的人被清理了出来。就全国来说，截止到1986年6月底，被定为“三种人”和犯严重错误的人中，县处级以上的党员干部近3000人，其中不少是新提拔的。
另在1988年左右，薄一波于全国整党工作总结会上发言提到“ 从全党来说清理“三种人”的工作还没有完，不能和整党同步结束。组织部门要继续管起来，随时发现，随时认真查处，不可留下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