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
啊嘞?! 怎么回事 这个角色怎么没有头的样子…… | |
基本资料 | |
姓名 | 9•13事件 |
---|---|
别号 | 温都尔汗摔机事件 |
时间 | 1971年9月13日 |
九一三事件是指林彪反党集团密谋刺杀毛主席,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失败后,叛跑苏联并摔死的事件。
事件概览[edit | edit source]
背景[edit | edit source]
林彪在入党时就不是一个革命者,他的世界观直到摔死在温都尔汗时仍然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林彪在中国共产党历次路线斗争中均支持机会主义的一方。
早在1930年,林彪就悲观的提出“红旗能打多久”,反动工农武装割据,主张流寇主义式的游击战争,以此扩大影响,然后在举行起义[1],这和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的机会主义路线不谋而合。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批判了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林彪跟随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大搞堡垒对堡垒。反对毛主席“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2]的正确路线。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林彪更是无耻的吹捧蒋介石,大言不惭的说“国家的一切进步力量团结在以最高统帅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周围。”[3]。配合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主张依附于国民党的正面战场,配合国民党打大仗,反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4][5]。在抗日军政大学,林彪更是抛出了“共产主义是大家发财”的谬论,比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注 1]早了二十年[6]。
在辽沈战役中,林彪一再反对毛主席“关门打狗”的战略部署,拒绝南下作战,主张包围长春。1948年7月林彪被迫同意南下时,又借口缺乏粮食,按兵不动。在攻打锦州时仍是对抗全歼范汉杰的方针,以种种借口放弃攻锦[7][8]。
林彪更是竭力反对抗美援朝,胡说“宁肯断其一臂,不可毁其全身”,拒绝赴朝参战,放任美帝国主义对朝鲜和东北的侵略[9][10]。
林彪还和高岗、彭德怀相勾结,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和刘少奇在彭德怀反党集团被打败后掩护了彭德怀撤退[11]。
林彪勾结罗瑞卿,把权力放给叶剑英等走资派[12],后在谢富治等同志的批判下又“弃车保帅”,抛弃了罗瑞卿。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耍起了两面派,当面大喊“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13],背后却密谋策划反革命政变。
林彪和王关戚、联动一样,极力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更是伙同“三老四帅”,发起了反对攻击江青同志,抹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进而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逆流[14]。
1967年,林彪策划了“五·一三”事件,残酷镇压军队里的造反派,导致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纷纷被瓦解[15]。林彪的老婆叶群更是直言不讳的说“军队和地方不同,地方冲击的是刘邓司令部,军队冲击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即使有坏人也不许乱冲击。”[16]“你们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五一三’,两年前如果军队内部反党乱军的打砸抢分子不压下去,军队也会像地方一样乱的不可收拾。现在好了,军队稳住了,才能保住全国的局势。”[17]林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真实面目昭然若揭。
1967年7月,林立果成立了“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组员有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这个“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就是特务组织小“联合舰队”的前身[18]。
1968年,林彪为了不让“上海帮”(以江青、康生、姚文元、张春桥等同志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插手军队,抛弃了杨成武。林彪和黄永胜说:“去年,全军文革垮了,江青几次提议要恢复全军文革,我都没有表态。要恢复全军文革.就会有人插手军队的文化革命,并在军队内部找他们的代理人。中央军委常委的工作一时也难以恢复起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谁来管事。叶帅管事,军队喜欢,他们(指中央文革)不喜欢;徐帅管事,他们喜欢,军队不喜欢。只好用办事组来管大事,这是最靠得住的办法。”[19],可见林彪已经把军队视作自己的囊中之物,这和张国焘有什么区别?!
为了把军队变成自己复辟资本主义的资本,林彪委任了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并于1968年3月22日设立军委办事组,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李作鹏、邱会作等为组员。并通过叶群向林彪汇报工作。大“联合舰队”形成[20]。
1968年12月,林彪提出了所谓“反江青宗派主义”,胡说什么有所谓“上海帮”,其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21]。
同月,林彪把李德生放在了总政治部主任的位子上,目的就是阻止张春桥出任总政治部主任[22]。
林彪的同伙陈伯达抛开张春桥和姚文元,企图把唯生产力论的黑货塞进九大报告里,封锁了毛主席的批示,更是厚颜无耻的把伯恩施坦“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翻了出来。毛主席怒斥到:“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质也是不会改变的!在延安时期,你脚踏两只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说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一九五〇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只船,你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就去见苏联领导。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因为林彪的阴谋诡计没有得逞,所以林彪对这份报告也十分抵触[23]。
在中共九大,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被粉碎后,林彪为了自保,也是为了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王朝,便拉拢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结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24][25]。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edit | edit source]
会议前夕[edit | edit source]
在中共九大后,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矛盾日益加深,使得林彪跃跃欲试的企图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中,军队的代表占了50%以上,甚至还安排军队几个代表不投江青的票[26]。
1969年下,林立果亲信王飞扩大了“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11月,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在第二天,更是直接把人民的军权转让给了林立果[27][28]。
1969年10月17日,林彪控制的军委办事处更是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绕开中央军委,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做准备[29]。
1970年,林彪三番五次地企图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30][注 2],毛主席拒绝了,明确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32][注 3]。林彪同伙陈伯达抛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其用心不言而喻,毛主席批判到“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34]。
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炮制了“讲用报告”,此报告一出,就被大小“联合舰队”给吹上了天。说什么“观点很新,思想很深,境界很高,视野很广,对军队、国家的大事说得很透,抓得很准”“解决了很多重大问题”“继承又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表现了他的天才”把林立果捧的得意忘形。同时林立果等人还迫害反对他们的干部[35]。
会议经过[edit | edit source]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
在林彪到达庐山后,就密谋打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36]
23日下午3时,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林彪致开幕词。林彪在这个开幕词鼓吹“天才论”,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37]。
晚上12点,陈伯达和吴法宪谈话,陈伯达恶毒攻击张春桥,并开始炮制马、恩、列论天才的语录和林彪论天才的语录[38]。
24日早上7点,叶群向吴法宪等人转达了林彪意见:
- 第一,首长的讲话是大是大非问题,要宣读语录,我们几个都要准备支持首长的讲话,坚持天才的观点。
- 第二,坚持在宪法上设国家主席。要用眼泪表示自己的无产阶级感情。
- 第三,发言中千万不要点张春桥、康生的名,更不可摸“十一楼”[注 4]的屁股。
- 第四,不要扩大打击面,打击面宽了,毛主席那里通不过。
最后,叶群说:我们几个都在各小组会议上带头发言。吴法宪转述给了在北京的黄永胜,黄永胜让其秘书起草讲话稿,黄永胜将了要点:(1)拥护林彪的讲话;(2)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称天才是“讽刺”,这是反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3)长期以来,我们党内有许多情况不正常,等等。[39]
中午,叶群和林立果又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商量发动突然袭击。叶群要求吴法宪串联海空军和总后的委员,吴法宪把陈伯达炮制的语录发给叶群、李作鹏等人。[40]
下午,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在分组讨论会发动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尤其是华北组[41]。
25日上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向毛主席汇报了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突然袭击。中午,毛主席批评了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企图设立国家主席的想法。下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许世友气愤的说:“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还让我当主席呀?”,毛主席在会上说:“我们共事三十多年,你阴一套,阳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政治局在山下商议不设国家主席,大家没有发表不同意见。上了山你就变了掛,搞突然袭击,你是个道道地地的变色龙!我毛泽东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要当,你陈伯达当好了。你们去当!”会议决定停止分组讨论。毛主席宣布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简报;责令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检讨[42]。
下午,华北和西北组继续开会。4时,张国华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在下午两点召集中央常委和各大组组长会议,决定停止讨论和学习林副主席的讲话,同时也要停止批判。现在会议已经发展到要揪人的地步了,有人写信要把反对天才论的人揪出来下放,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这个空气太热了。要冷下来。因此,毛主席决定,休会两天,换换空气,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也不要提了,毛主席说他不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也不当国家副主席。天才问题也不准再提了。这两天把会议的情况搞清楚,然后再开会[43]。
26日,毛泽东继续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组组长开会,指出“一句顶一万句”、“四个伟大”这些说法都不恰当。[44]
同日,因为小组会停开,林陈反党集团的成员开始慌慌忙忙的撤退,销毁发言记录。毛主席笑着说:“何必当初呢!当初那么积极,那么勇敢,争着发言。今天又何必着急往回收呢!”[45]
27日,毛泽东继续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组组长开会。陈伯达被毛泽东批判,并被要求向江青、康生承认错误。上午,打电话约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他的住处,要求不再和陈伯达往来。汪东兴做了口头检讨。下午,周恩来和林彪、陈伯达谈话,批评了陈伯达。同时,叶群向江青求情,江青向毛泽东报告了情况,毛泽东对江青说:关键时刻头脑要清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46]
28日,全会以大组为单位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录音。大家完全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和斗争的性质[47]。
30日凌晨4点,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叶群定了三条原则:
- 一是各自检讨,互不涉及;
- 二是山上山下没有联系,检讨不牵涉林彪、黄永胜;
- 三是不揭发陈伯达、汪东兴,以便保护他们。
上午,吴法宪交给周恩来检讨[48]。
31日,毛主席写下《我的一点意见》一文[49]。
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 |
---|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 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
9月1日,各小组批判开会陈伯达。晚上,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毛主席点名陈伯达要求其做检讨[50]。
2日,各小组集中批判陈伯达[51]。
4日,中央常委召集各组组长会议决定,再延长两天会期。陈伯达不再出席大会。毛主席说陈伯达如无政治历史问题,我的意见还保留中央委员;但要陈再进一步检查[52]。
5日,毛主席与陈伯达谈话,陈伯达表示愿意检讨,晚上,叶群提议林彪应该看望江青,结果被林彪打了一嘴巴子,叶群说:“我非常对不起你和几位老总。我们都上了汪东兴的当。主席和江青的关系不是不好,而是很好,这次就是很好的证明。他宁愿不给你面子,也要给江青面子。因此,这次一定要去。去是给主席看的,说明你诚心。”[53]。
6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毛主席指出
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会上,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的决定。[54]
批陈整风[edit | edit source]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几员大将,如叶群、汪东兴、吴法宪等纷纷做了检讨[55]。
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56]。
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2月19日,毛主席指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57]。
至此,林彪反党集团的大将陈伯达被打倒了。
但是,林彪反党集团为了防止自己被牵连,开展了一系列反对批陈整风,力求自保的活动。
1970年11月8日,林彪反党集团成员郑维山阻挠批陈整风,在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精神时大谈林彪,对陈伯达只有寥寥数语。在开全委会批判陈伯达时又阻挠开会,又不让上报专题,又在报告中删掉了“华北搞经济协作,要轮流坐庄,北京军区作后盾”等字句[58]
1970年12月22日,华北会议召开。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会议。清查了李雪峰、郑维山[59]。
1971年1月9日,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对于如何召开,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处有不同意见。邱会作不支持参加,而多数人同意。开会前一天,邱会作提出要做检讨,没有人反对[60]。
1971年2月间,中央政治局主持召开“拍板定案”的小型全国计划会议,周恩来主持。周恩来先让黄永胜发言,黄永胜发言后,遭到张春桥、毛远新等人批评不搞批陈。黄永胜反击,称其为造反派。最后,周恩来说“毛主席原定对庐山会议问题处理的方针、政策都没有变,也不能有任何改变。我们的一切提法都要以毛主席的话,即最高指示为准。”[61]。
1971年3月,黄永胜、李作鹏和邱会作都分别向毛主席写了检讨报告。23日,毛泽东通过江青转告周恩来: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次机会,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作检讨不要再失去机会了[62]。
4月15日,批陈整风汇报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黄永胜、吴法宪作了检讨发言。分组讨论时,东北组的与会者揭露了吴法宪串联拥护林彪、攻击张春桥的事实。第二天,叶群参加了会议[63]。
“五七一工程”[edit | edit source]
1971年2月8日,周宇驰在特务组织小“联合舰队”布置收集情报[64]。
3月初,林彪对林立果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65]。
3月18日—21日,林立果和周宇驰、于新野几人策划反革命政变[66]。计划中,林彪反党集团设计了两种“提前抢班”的方案,1.除掉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抽调南京空军控制上海,逼中央表态。或者形成对峙,寻求谈判或向浙江方向“打游击”。2.直接暗杀毛主席。22日—24日,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写成[注 5][68]。
3月31日,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陈励云、王维国、周建平等人开会。会后,林彪反党集团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特务组织和反革命据点,其中,广州的特务组织被要求向宣誓林彪父子效忠,并受到法西斯纪律管控[69]。
4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成立特务组织“教导队”。5日,刘锦平煽动空四、五军参与反革命政变,“揪出陈伯达式的人物,甚至比陈伯达还重要的人物”。还煽动现在是“四方面军的压一方面军的”,“笔杆子压枪杆子”,“要警惕秀才造反”,在民航总局党委五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刘锦平说“重点应放在北京、广州、上海三个管理局。重点做好飞行部队的工作,掌握几个机组,在关键的时候,能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能过得硬。一总队的工作要好好地做”。并发展所谓“左派队伍”,为反革命政变做准备,甚至扣留枪支以供政变使用[70]。
林彪反党集团还大搞反革命舆论,1971年6月,刘锦平把《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印刷了三百万册。七月,炮制出一本五万多字的所谓“两条路线教育材料”[71][72]。
由于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林彪反党集团慌了手脚,4月23日晚,林彪反党集团密谋“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四月底,刘沛丰、于新野和郑剑、谢立岑见面。密谋在建立建立反革命据点,计划割据一方[73]。
毛泽东南巡[edit | edit source]
在林彪反党集团紧锣密鼓的到处扇阴风点鬼火,策划反革命政变时,毛主席敏锐的意识到“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有后台。”[74]。
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毛主席视察南方数省。
17日,毛主席找了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王新、刘丰、汪东兴等人谈话,指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并深刻的预言到“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75][76]。
25日,毛主席接见华国锋,指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77]。
27日,毛主席接见刘丰,指出“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78][79]。
同日,毛主席抵达长沙,同华国锋谈话时指出“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80][81]。
28日晚、30日,毛主席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和汪东兴等人谈话[82]。
8月31日,毛主席抵达南昌。和许世友、韩先楚等人谈话[83]。
9月3日,毛主席抵达杭州。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等人谈话。8日,于新野到了杭州,和陈励耘密谋炸毁专列[84]。
10日晚,毛主席抵达上海。王洪文会见毛主席,许世友后来也参加了会谈。汪东兴把地方警卫调到了外围,换成了中央警备团的人[85]。
12日13时,毛主席返回北京[86]。
林彪反党集团的覆灭[edit | edit source]
毛主席返回北京后,林彪反党集团便密谋跑往广州。12日傍晚,周宇驰在空军学院召集江腾蛟、王飞一伙开了一个秘密会议。计划早晨7时,吴法宪跑往广州,8时,林彪跑往广州。由王飞等人护送[87]。
晚9时,王飞等人召开“七人黑会”,计划另立中央,组织他们拟定了去广州的人员名单,宣布江腾蛟是这次行动总指挥,鲁珉、贺德全是副总指挥。鲁珉在会后把自己眼睛弄的红肿,住进了医院[88]。
21时,林立衡问李文普他们要到哪里,李文普回答“主任叫我安排明早六点去广州,先不要通知八三四一部队。”,林立衡反对林彪上飞机。随后林立衡向8341部队报告。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汪东兴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 汪马上打电话找周恩来[89]。
23时半,周恩来给叶群打电话,提出去北戴河看望林彪。叶群慌了,拒绝了周恩来。周恩来对李德生说林彪要坐飞机跑了,让李德生协助他指挥。林彪听了叶群的汇报,立刻准备叛跑苏修。林立果从北戴河给周宇驰打电话,命令停止“南下”,要“北上”[90]。
24时,叶群,林立果冲进林彪房间,叶群拉起林彪就走[91]。
13日0时20分,林彪乘红旗轿车停在机场的三叉戟飞机附近。慌忙上了飞机。吴法宪打电话请示要不要拦截飞机。毛主席听了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92]。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半,林彪等叛国投敌所乘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93]。
凌晨1时,周宇驰对李伟信和于新野说要坐直升机逃跑。3时周宇驰、李伟信和于新野坐直升机向乌兰巴托逃跑。经飞行员陈修文的斗争未能得逞,但陈修文被周宇驰打死。最后周宇驰和于新野自杀,李伟信对天开枪没有死[94]。
外部链接[edit | edit source]
更多内容请阅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卷
注释[edit | edit source]
- ↑ 赫鲁晓夫访问匈牙利时,说过“到了共产主义,匈牙利就经常可以吃“古拉希”了。”
- ↑ 水陆洲认为“一反“紧跟”的常态,要一再坚持设国家主席、推选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呢?第一,他捉摸不定;毛泽东不愿担任国家主席究竟是真意,还是谦虚、礼让?但是,不管是那一种情况,要推选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总不会错。第二,如果毛泽东真的不愿当国家主席,那么,这个职位十有八九就是他的了。国家主席一职虽然不增加多少实权,但对于他的接班人的地位来说就更加稳固了。”[31]
- ↑ 水陆洲认为“一,他早已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二,重新担任国家主席一职又要增加许多外交礼仪活动;三,打倒了担任国家主席职务的刘少奇,又由他来担任国家主席一职,就给政治对手留下了可钻的空子。第二,如果设国家主席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则必须由其他的人来担任,这样一来可能引发一场新的斗争;一,很可能推举林彪担任,但林彪并不是适合的人选,他的身体不行,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他都很少参加,那么繁重的国事活动和外交活动,他更难胜任;一九六八年以来,林彪的一些活动很不正常,他究竟要干什么,一时还捉摸不透。二,如果推举另外一位常委担任,就只能在康生与陈伯达之间选择,这必然会引起一场新的斗争。三、如果推举常委之外的元老人物来担任,则可能引发更加复杂的斗争。”[33]
- ↑ 江青
- ↑ 至于真假问题,水陆洲是这样写的“2,九一三事件后查获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是真的吗?
记载有《“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笔记本是由空军学院的一位老工人在九一三事件不久交出来的,如果说是造假的话,恐怕也没有这么快。
见过这个《纪要》的人不多,李伟信虽然参加过这个计划的的讨论,他也没有看见过这个纪要。但是,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内容来看,它与林彪集团实施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是一致的。而参与实施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人是很多的,从他们的供词来看,完全可以证实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存在。”[67]
参考文献[edit | edit source]
- ↑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复旦大学党史教材编写组1975年版,第108—109页
- ↑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 ↑ 林彪: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
- ↑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复旦大学党史教材编写组1975年版,第191页
- ↑ 林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1937年9月,在与国民政府军合作的平型关战役期间,林彪预判日军进军路线及视察相关地形后,决定不采纳毛泽东五封予以阻止电报[41]意见,以“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为由回拒,他当时用湖北腔叫通信员回报只一句话“偕(湖北话读作ha,意为‘都’,下同)是中国人,有么事(什么)把戏(花招)看的,偕有义务打日本矮子”[42]。其设下埋伏后放过日军的先头部队。”
- ↑ 为何说林彪是天生的帅才?这些细节很有说服力
- ↑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复旦大学党史教材编写组1975年版,第364—366页
- ↑ 辽沈战役.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1948年3月冬季攻势结束后,4月18日东北野战军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先打长春”[16]:300。5月发起长春外围作战同时准备打击由沈阳出援的国军,但是战斗中发现部队对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攻坚存在问题[16]:301,而且卫立煌以是“围城打援”圈套为由在沈阳按兵不动。于是中央军委与东北野战军在“打长春”与“南下北宁线作战”多次反复[22],侧敌南进作战还有后勤补给的担忧[16]:303。”
- ↑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复旦大学党史教材编写组1975年版,第408—409页
- ↑ 林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10月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毛泽东在提议林彪挂帅入朝军队,多次劝说下林都称病推辞[g],并坚持反对出兵,认为“国家刚刚解放,胜利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取得的。我们不如美国,不能引火烧身”[81]。”
- ↑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复旦大学党史教材编写组1975年版,第525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二篇上册,第35页
- ↑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二篇上册,第6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286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285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287页
- ↑ 同上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287—288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288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289—290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290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290—292页
- ↑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材料“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就指挥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采取种种恶劣手段,拉山头,搞宗派,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对抗。”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283页,“在筹备四届人大的过程中,党的领导层中正在逐渐形成的林彪集团,企图夺取更大的权力,进行着各种活动。”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296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298页。吴法宪对他们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
- ↑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通知及材料“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宣读了林彪、叶群亲自指挥炮制的所谓“讲用报告”。林彪听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录音,得意地说:“不仅思想象我的,语言也象我的”。八月四日,空军常委决定在空军系统“三代会”上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吴法宪等人狂热地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林立果是“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吴法宪还公然宣称:“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这样,吴法宪就在林彪的指使下,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298—299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304—306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318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309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317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312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313—314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322页。“下午,林彪与陈伯达谈了一个多小时,商量“如何对陆定一式的人物张春桥发动进攻”。”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376—327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328—329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329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330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331—336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339—340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341—342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343页
- ↑ 同上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345—346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347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351页
- ↑ 同上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353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354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355页
- ↑ 同上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356—357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394—395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397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399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410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429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420—422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432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435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440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453页
- ↑ 同上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453—454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461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454—456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456—458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464—465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468—469页
- ↑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材料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466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484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485页
- ↑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489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491页
- ↑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496页
- ↑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499—506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520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529—530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531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536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540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541—542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452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543—544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545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546—547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547页
- ↑ 水陆洲(王忠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第三篇,第547—5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