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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该条目的中立性存疑,可能对阅读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造成影响,请各位读者和编辑者注意此提示,不要轻信条目中的叙述。我来编辑此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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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奋勇前进.jpg
    基本资料
    姓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别号 CR(Cultural Revolution)、文革、WG、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十年大健身
    时间 1966~1976年
    结果 1976年毛泽东离世后,怀仁堂政变发动,「四人帮」党内宗派主义集团被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纠正。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 恩格斯[1]
    ……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
    ——马克思 恩格斯[2]
    无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有多么惨重,它确实把向当局造反的是群众的权利这一概念灌输进了群众的意识之中。当中国人民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这种权利是既非上面所赐亦非上面所能废除而为他们所固有的权利时,他们也许会再次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主张的那一幕。其唯一的办法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替代的方法。’
    ——莫里斯·迈斯纳
    它自己亦就揭开了它‘马列主义’的外衣,暴露出它黄巢、李闯、流寇和晚清义和团拳匪的本来面目与野蛮手段,抹煞了你们共产党内‘行政’的和‘军队’的组织,撤销了你们‘宣传’的‘文化’的和‘教育’的系统,根本上乃是要摧毁中国文化,扫除知识分子,破坏现代文明,并想以其‘人民战争’的法宝,来统制亚洲和世界人类,效法其二十年前希特勒的所为,这就是它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造反’的本质与作用。
    ——常凯申,《告中共党人书》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或者文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于1966年至1976年进行的一场覆盖全国范围的大型政治运动。

    正面评价: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反对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革命。由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第一次实践。

    负面评价: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阻碍,两派对打也迅速成为了一种形式,韦国清等保守派借机屠杀异见者,个人崇拜横行,阴谋集团借机发展势力。

    前言

    当我们把历史事件理性地整理出来的时候,如何确立历史之中的因果关系,就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一些人在解释“极权国家”的历史时倾向于认为一两个领袖人物的意志就可以翻云覆雨,以此证明“独裁者”个人的欲望和民众的被“洗脑”被“利用”是多么可怕。但是,极权也好,民主也罢,如果忽略了社会存在,如果没有社会上不同有组织的公共集团为了各自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利益而进行的博弈和较量,也就无所谓历史。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有多重因素,但关键的还是不同利益集团为现实社会的掌控和领导而展开的博弈。而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也就是马克思所说:“有文字记载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我们期盼对毛泽东晚年这段特殊的历史能够有更深入地和更具备理论性质的研究,为今天我们对当今现实的认知和把握提供更好的借鉴。至少,我们不希望它仅仅像一面涂鸦墙一样被肆意涂抹,以讹传讹,捏造歪曲。今天研究文革史,我仅仅是提出3条建议:

    首先,承认文化大革命是当时中国社会矛盾总的爆发,这是文革研究的底线。第二,文革暴露了中国内部大量深层次的矛盾,其中多数至今没有解决,有些甚至更加激化。这是研究文革的现实意义。第三,研究体制外力量对社会变革的推动力,对今日社会发展有相当的意义,同时对避免文革中的局限和失误有所帮助。
    ——《文革史》

    原因

    左翼观点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改造。阶级斗争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毛泽东[3]

    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之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列宁指出“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失败的资产阶级并没有消失,并且他们他们还无时无刻不想复辟资本主义,斯大林就指出“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资产阶级不试图用尽全部残余的力量来卫护自己的生存的事情。”。而且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小资产阶级,列宁指出“这是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并且在工人阶级内部,共产党里,政府、军队里都有被资产阶级腐蚀掉的堕落分子,他们正是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

    国际上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推翻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指出“如果以为国际资本会让我们安静地过日子,那就愚蠢了。不,同志们,这是不对的。阶级还存在,国际资本还存在,它是不会平心静气地看着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的。”。

    而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里,还存在着不少的资本主义因素(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些是资产阶级存在的土壤。在上层建筑领域,也有不少的没有被改造好的部分。

    列宁在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后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同样的,斯大林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斯大林并没有探索出如何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而导致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修正主义者的上台。

    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毛泽东就指出:“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而资产阶级和被推翻的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正是想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给引到资本主义一边来。高岗、彭德怀、刘少奇都是想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给带到资本主义一边来。而刘青山、张子善的产生印证了毛泽东“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的论断。

    同时,赫鲁晓夫篡党夺权,把苏联变为修正主义政权也证实了资产阶级很有可能会重新夺回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改造上层建筑,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便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主流观点

    殊不知自从三十年代以来,经过了大陆这十七年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斗争失败之后,到了今天,所谓‘马列主义’,就变成了‘毛泽东主义’;所谓‘阶级斗争’就变成了毛泽东在党内排除异己,互相倾轧的权力斗争;所谓‘社会革命’,就变成了残害人民、斫丧民族、荼毒社会的毛泽东思想的‘文化大革命’。
    ——常凯申,《告中共党人书》

    非左翼观点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斯大林模式成为了中国国家建设的蓝本,实行了以斯大林模式为基础的三大改造。然而1956年三大改造结束时恰逢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共做出《秘密报告》,开始全盘否定斯大林,全球范围内对斯大林主义的声讨以及华约内去斯大林化呼声开始,尤以1956年6月的波兰波兹南事件和10月的匈牙利事件为标志。而中共的立场仍然是维护斯大林主义的,认定他是七功三过,在匈牙利事件中也支持苏联武力镇压。

    匈牙利事件后,毛感到党内修正主义的威胁芒刺在背,百花齐放运动基本终结,防右反修从1957年开始成为了毛关注的焦点,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可以看出。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严格批评了反冒进派,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场涵盖整个社会的社会运动反右运动开始,次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开始。

    大跃进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害。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上书,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此信内容与之前赫鲁晓夫的意见大体类似,而此时苏中关系已经破裂。即使党内大多赞成彭德怀,但毛认为彭批评他犯了斯大林晚年的错误此举是向党和他本人进攻,于是彭等数人被打倒。1962年的讨论大跃进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最终决定做自我批评并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和邓小平着手恢复一些大跃进以前的体制,要求纠正“浮夸风”“共产风”等等。1967年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谈话时,毛提到1962年就已经警惕党内修正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必须要发动群众专政来反对修正主义。

    1965年,姚文元发文批判历史学家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认定正直的海瑞被腐败的嘉靖罢官的剧情是为彭德怀翻案,海瑞要求徐阶退田的剧情是暗中鼓吹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此文震惊全国,1966年2月,当时负责宣传的彭真带头起草了《二月提纲》,试图将批判限于学术领域。面临着自己在党内的权威有可能不保的现状,毛决定以反苏修、反美帝、反走资派为口号,发动群众打倒此前反对他激进路线的党内高层“修正主义者”,重回权力核心,继续执行激进路线。

    其它观点

    1. 教科书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错误发动的、被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利用的一场深重灾难。
    2. 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而发动的。
    3. 在2.被驳倒后,秦晖教授对其进行了补充:文化大革命中的五十天炮打司令部都是毛泽东有意策划的用以提高威望的,而高超的威望是在党内外都有许多反动声音的情况下打倒刘少奇的唯一方法。
    4. 杨继绳认为,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抬到了与建国相提并论的程度,不可能是为了争权夺利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造反派、毛泽东和官僚集团的一场三角游戏,胜利者是官僚,失败者是毛,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
    5. 《“文化大革命”史稿》认为,文化大革命来源于“三个恶性循环”,即:“‘左’倾理论同‘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集权体制同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国际反修同国内反修的恶性循环。这三个恶性循环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互为促进,互动发展。
    6. 艾凯(Guy Alitto)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现代主义”的运动;法国社会学家杜兰(Alain Touraine)认为,文革是一场“反社会运动”。

    但无论如何,文化大革命终究是毛主义时期的社会运动。毛主义视角下的文革,即“继续革命”理论,所有对文革感兴趣的人都应当了解。

    经过

    左翼叙事

    更早的预备

    早在1957年整风时,就有批评者提出“存在着一个特权阶级,即便还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阶级,这个阶级的萌芽也正在形成和发展。”实际上,这些与文革中造反派的言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无数人指出过57年的“右派“与文革造反派起码在言论上的相似性。后来党内高层也有人承认:“如果没有反右,文化大革命可能1957年就发生了。”

    预备

    1965年11月11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其文章主旨为无产阶级必须自己捍卫利益,而不是像剧中贫民一样去求青天大老爷,依附于官僚,即“造反有理”。这篇文章打响了文革的第一枪。1966年2月4日,《二月提纲》发表,一些官僚自以为能够把整场运动限制在文艺界,但是,他们很快就会明白整场运动是针对官僚的。 1966年4月10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发表,《纪要》批判了近几年文化界的右倾错误,客观分析了文艺创造的得失,并指出了要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创新,创造出样板的思想,这些都是文艺革命的正确方向。同时,毛泽东也在争取林彪(军队)的支持。

    开始

    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它宣布撤消了原先的《二月提纲》,并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设立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任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后来陶铸也担任顾问),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提纲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总路线:

    “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些充分表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进行阶级斗争,而不仅仅是进行整顿。 5月25日,北大哲学系的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点名批评北大党委限制运动范围的做法,可想而知,如此无脑冲塔的行为很快遭到北大党委的批判,聂元梓被打为反动分子,但是,聂元梓的这一大字报迅速得到了处于风暴前夕的中央激进派的支持,毛泽东称其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6月1日,中央文革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对党委的批判。然而,官僚们的转嫁矛盾能力远超各位的想象,这样强大的转移能力导致支持革命的力量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毛泽东那被中央官僚歪曲的话语,使官僚更容易按照自己的意愿歪曲事实,进一步加剧了人民对文革认识的混乱。更糟糕的是,人类习惯从“亲身经历”去解释历史的一切,被当做替罪羊的广大受害者,成了日后修正主义者攻击文革的有力证据。

    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阶段,结果可想而知。在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反动集团破坏下,一批批无辜人士,一批批革命斗士牺牲了——仅北京师大一附中这一所学校,李世英、陈世康、何方方等无产阶级领袖被刘少奇迫害致死,三次斗争后,全校1000名师生被打成“反革命”的足足有150多名,甚至还有整整一个班的人被打成了“右派班”。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学校!全国范围,可想而知。 1966年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四月,毛泽东激烈的批判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与此同时,毛泽东已不准备掩盖矛盾了,他直接在会上公开了党内的矛盾。5日,毛在会场发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8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起草,毛泽东审阅,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系统阐释了文革的理论和政策,被称其为“文革宪法”。

    文革十六条全文

    一、 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 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 “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 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 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
    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方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是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 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步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 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
    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
    的)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 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 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 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 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 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 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 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要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红卫兵运动

    造反派与保皇派的拉锯战

    在当时愈演愈烈的斗争中,大量激进学生组成了“红卫兵”组织。其中有造反派,还有高干弟子组成的“保皇派”红卫兵。 7月末,官僚开始受到冲击,为了保住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官僚,再次摆弄上了转移矛盾这一招。他们开始确立“血统论”,即“党政官僚的孩子,老子是英雄,孩子也是好汉,闹文革也要掌权;文革要反对的仍然是‘死老虎’,‘地富反坏右’的孩子依然是‘混蛋’”。8月1日,毛泽东准备接见红卫兵,闻此风声,大批子弟利用权势控制了大量新出现的红卫兵组织,以此试图控制运动方向。为了团结群众,江青对血统论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正确的阶级立场——“要看他在文革时做了什么,而不是只看血统”。

    然而,保皇派下了决心要保住他们的“爹”,很快,由于官僚支持,他们掌握了话语权。这一时期,众多文人被列为批斗对象,被残忍的迫害,很多人因此而死。

    主流叙事

    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发布,二月提纲被废除,标志着文革的开始,一些观点认为此时高层的“党内走资派篡权”的阴谋论已经到达了妄想的程度。

    5月18日,林彪发表谈话称中央内部有人要政变,表明军队忠于毛,开始以“毛主席一句话超过我们一万句”的方式提倡个人崇拜。同日人民日报前总编自杀,康生接替这一党的喉舌。此时中下层还不了解高层的变动,康生便派妻子前往北京大学调查工作。5月25日,北京大学造反派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党委和市委,毛赞扬之。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次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宣誓要用生命与热血包围毛主席和党中央。6月1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呼吁民众起来反对“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

    北京城内的局势迅速发展,各大院校的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党委或是支部的领导,很快就使得学校的行政机能和教学工作几乎瘫痪。此时毛仍在退居二线中,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给文化大革命降温,作出不应影响工作学习、不得打人等规定。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前往杭州请毛回京,被毛拒绝,但他同意了派出工作组的建议。

    此时刘少奇等人认为文革只是之前“四清”的扩大化,于是还是沿用派工作组的老路子,很多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反对造反派,使得很多激进造反派不满,激起很多冲突事件。1966年毛在和胡志明谈话时认为自己死后很可能会资产阶级复辟,而此时绝大多数人,包括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都还没有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最高层的刘少奇等人,《通知》里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当今国家主席。

    7月下旬毛回京,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批评了刘邓两人并撤销了工作组,支持了红卫兵“造反有理”的上书。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支持了红卫兵,指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不点名地将矛头指向过去主持工作的刘邓等人。与此同时林彪被召回京,之后激烈批评刘。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文革一词首次出现,表明了目的是击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上层建筑”等。各大院校开始接受改革,把政治课放在重中之重。几天后林彪成为党副主席和接班人,会上刘邓被点名批判。

    党内高层大规模变动时,红卫兵运动也如火如荼。高考制度于此时被废除,直到文革结束后才恢复。对红卫兵的管制被一句话撤销之后,大量“革命群众”前往大城市革命,毛本人亲自数次接见红卫兵表示鼓励。从8月开始全国被红卫兵冲击,大量寺院、庙宇、教堂等被破坏,许多知识分子和文学家被殴打。针对打死人,毛指示不主张打人,但此后又厌恶保守派利用政府机器反对学生,规定不准干涉“学生革命运动”。红卫兵运动开始向工厂和农村扩张,原是工厂工人的王洪文在上海脱颖而出。各种官媒社论接连支持造反派。

    10月,刘邓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做自我检讨,但未被正式撤职。1967年1月初,刘少奇夫妇被第一次批斗,后来又单独批斗了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同年年初,决定各军队机关要抽调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去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全国多个省区被革命群众夺权,然而这些没有行政经验的人难以履行原来的政府机关的职责,使得一些地方的政府机构瘫痪。由于具体该怎么夺权、夺权之后该干啥没有标准,所以各地的夺权形式也是层出不穷,甚至发生了同一地方被不同派系红卫兵反复夺权的事件。不少地方的争端演变成武斗,由于军队也被派去支左,个别地方军事装备也被拿来武斗。武斗到1968年左右大致平息。

    1967年2月,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陈毅、叶剑英等七位党和军队领导不满混乱的局势,强硬反对造反,与张春桥发生激烈争端。毛认为这七人是在根本上反对文革,张春桥将其定性为“二月逆流”。虽然没有正式革职,但他们已经失去了权力,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政治局作为新的权力中心。到了年中时,针对刘邓的批判已经公开化,人民日报直接批判刘之前的作品《修养》,与此同时香港受去年澳门和今年大陆文革的影响也发生了六七暴动。

    1968年春兴起了对毛的个人崇拜浪潮,“三忠于四无限”流行。但毛此时认为局势有点失控,于是决定制止武斗。年底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被确立为正式的继承人,邓因为被毛的发言保护得以去江西工作,而刘少奇和贺龙则被关押,一年后相继因病缺药去世。12月,毛下大了上山下乡的指令。

    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林彪、江青集团大量进入权力中心。5月,依照毛的要求,各地陆续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前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之后,中国国家元首一直处于空悬状态,毛与林彪关于国家主席问题起了争执。林彪认为要设立一个国家主席,让毛兼任,多数政治局成员支持这一提议,而毛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九届二中全会上康生等人也觉得出于外交需求要设国家主席,让其他人来当也可以。毛可能此时认为林有当上国家主席、篡党夺权的野心,再度拒绝。此会上陈伯达和张春桥两人发生矛盾,张含沙射影地攻击林彪。两百多名委员支持陈伯达,毛怀疑讨张是林在幕后主使。无论是张陈冲突还是主席存废,毛林关系自九届二中全会后恶化是不争的事实。

    在权力斗争中处于下风的林彪在党内地位开始动摇。林彪之子林立果组织了秘密组织“联合舰队”,计划发动政变夺权。关于林彪本人是否参与制定尚有争论。1971年9月10日前后,毛在上海遭到了一些袭击,但都失败。9月13日晚,林仓促从山海关机场乘飞机准备逃往苏联伊尔库茨克,结果在蒙古国领空内坠机身亡,整个事件扑朔迷离。

    林死后毛失去了接班人,精神和身体状况都大不如前。1972年王洪文被从上海调到北京,成为排名仅在周恩来之后的三号人物,疑似打算培养为接班人。江、张、王、姚四人结为四人帮。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由于长时间的政治运动,普通老百姓已经失去了兴趣,这个运动并未掀起多大的波澜。1974年周恩来入院,邓小平回到党中央,接替周的政府日常工作,他大规模的整顿有给文革纠错的倾向。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但群众悼念周的活动受到四人帮所控制媒体的一定压制。[4]从第二天开始,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就已经出现了纪念周恩来的花圈,向纪念碑前送花圈。葬礼于1月15日举行,由邓小平致悼词。2月,四人帮再次开始打击邓小平,经毛泽东批准,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失去保护伞的邓被再度打倒,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5]3月和4月期间,国内出现了大量怀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4月5日爆发四五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活动,邓被撤销一切职务,华成为第一副主席和正式总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基本路线没有大的改动。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在叶剑英、汪东兴的支持下逮捕四人帮,次日华国锋接任党主席。1977年8月12日的中共十一大上,华国锋代表中央向大会作出政治报告,宣布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胜利结束”。

    结果

    左翼叙事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

    1976年,毛泽东病重期间,走资派就在酝酿着一次"解决问题"的行动。毛泽东逝世后,以叶剑英、华国锋为首的走资派密谋“粉碎四人帮”,发动军事政变。10月6日,在华国锋、叶剑英的亲自指挥下,由汪东兴组织实施,不费一枪一弹,就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无产阶级革命派抓起来了。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集团在与邓小平集团的权力斗争中失败。邓小平上台。

    主流叙事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成为第二任领导人,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个身兼党主席、军委主席和总理三职务于一身的人。华以肯定的态度对待文革,认为文革胜利结束,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

    然而华的合法性来源只是毛的“你办事我放心”,面对比他资历更深的元老,华只能抬出已故的毛作为自己的权威依仗,走“两个凡是”的道路。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复出为三副一长(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参谋长)。他的保护人胡耀邦、赵紫阳和万里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1978年5月,邓让胡耀邦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巧妙化用毛的语录来给自己造势,大部分党员也的确接受了这一观点。之后邓开始公开批评“两个凡是”。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被迫在会上承认两个凡是的错误性,此会议被视为邓小平时代和改革开放的开端,邓主导的改革派取代了华主导的保守派取得了主要权力。

    争议

    左翼观点

    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污蔑一开始就有,从美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再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金日成集团[6]、林彪反党集团等等均疯狂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攻击在资本主义复辟后变得更加变本加厉。但是纸包不住火,无能的抹黑并不会掩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芒。

    个人崇拜

    12 月 18 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接待了他的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其中多次谈到关于“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部分对话

    “毛: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

    而从中共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秩序已经基本恢复,经济已经好转,现在是请军队回军营的时候了。而为了稳定局势而对毛泽东进行的个人崇拜的狂热宣传也不再必要。1969年6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宣传上开始消退。

    文件节选

    当前在国内宣传中出现了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在文革中,不同群体对毛泽东有两个理解,一个群体,造反派的群体,认为毛泽东是解放者,革命者。另外称为保守派的这一批,认为毛泽东是既定秩序的维护者,是17年既定秩序的维护者。许多批判被整的造反派读了《炮打司令部》后热泪盈眶,向毛主席像宣誓效忠。他们坚信毛泽东代表着反压迫反迫害,代表翻身解放,代表“造反有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社会上急剧升温。

    所以,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各派争夺自己的利益,他们能够打出的最好也是最有效的旗帜就是对毛泽东的崇拜(即所谓争取合法性)。在造反派心目中,甚至在当时全世界左派学生心目中,毛泽东是造反者,革命者;在保守派心目中毛泽东是官僚系统的最高领袖,是既定秩序的维护者。如埃德加·斯诺所说:“在某种意义上,整个斗争是争夺对崇拜的控制,是‘由谁’以及首先是‘为了谁’来利用这种崇拜。”甚至连西方发达国家的左派学生和知识分子都可以把毛泽东奉为“三M”(马克思、毛泽东、“新左派之父”马尔库塞)之一的精神领袖。

    如果要评价“个人崇拜”在文革初期的地位和作用的话,卡尔·马克思的话可能是最准确的了:“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只不过文革中请出的不是亡灵,而是现实中被高度政治符号化的活人罢了。

    武斗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转载自《反毛言论现行记》第167—168页)

    (一)中央发动文革时就已宣明“要文斗,不要武斗”:

    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明确说到“要文斗,不要武斗”①,并且在出现武斗情况后予以纠正;地方不顾中央的决定而发展为武斗,正如一场辩论会上辩手大打出手,怎能责怪发起辩论会的人呢?

    (二)早期的“武斗”:

    早在 1963 年开展的“四清”②运动中,王光美到桃园蹲点,就搞戴高帽、“喷气式”、罚站罚跪、火烤、冷冻等武斗手段,在 1964 年刘少奇将其作为“桃园经验”推广,进一步迫害广大干部、群众。文革初期,由干部子弟为骨干组成的“联动”,私设公堂监所、滥施刑罚,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最终被取缔。

    (三)后期武斗:

    产生武斗的原因比较复杂,但主要原因就是走资派转移斗争大方向,始而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外和下层,揪斗民主人士、社会名流、知识分子等,在群众中抓反革命(文革前期刘邓派到各单位的工作组以及前面说到的“联动”,他们主要干的就是这些事);继而又变换手法,在群众组织中拉一派、打一派,造成群众组织互相间的仇视和对立,甚至亲自指挥、直接动用武力迫害群众。如湖南零陵道县大屠杀——反毛者自认为最得意的可拿来攻击毛泽东的事件——就是当权者熊丙恩一手制造的。“湘江风雷”组织虽然由中央文革在 1967年2月4日对湖南省军区的一纸批复中说要予以取缔,但随后毛泽东知道后对《二·四批示》提出反对意见,之后中央于7月27日宣布为“湘江风雷”平反,紧接着发布了毛泽东签发的中共中央《八·十决定》,明确了湖南工联是左派组织,“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而熊丙恩对抗中央决定,8 月中旬,下令屠杀参加“湘江风雷”的造反派群众,进而扩大对象,展开大屠杀③。

    (四)毛泽东的态度:

    毛泽东是一贯反对武斗的,从针对早期人身侵害现象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开始④,之后不仅多次发出制止武斗和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指示,而且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包括动用军队来制止武斗。针对一些武斗严重的地区,中央专门颁发过文件,如1968年针对广西的“7·3 布告”[7]、针对山西的“7·24 布告”[8],以强大的政治压力在全国基本终止了大规模的武斗,而武斗的幕后挑动者和其干将,也都进行了追究。

    ※对于文革武斗问题,最容易让人理解的一个比方是,现在,群众因不满情绪而上街游行示威,结果掌权者或派宵小混入群众阵营搅混水,或用武力镇压造成伤亡,这个责任应该落到群众身上——他们本应该忍辱负重、永不吭声;还是那掌 权者身上——用武力镇压呢?

    文革开始毛泽东就已声明“不要武斗”;走资派则为保存自己而转移斗争大方向,孰是孰非?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著名的“文革十六条”,其中第六条中说,“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②“四清”是先后在大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和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 清思想、清组织的运动。

    ③道县大屠杀,是发生在湖南各地工联为湘江风雷翻案的激烈斗争取得胜利,并有中央“7.27”表态和中央《八·十决定》下达后的八月中旬才发生的。这个时间上的界定和区别,完全可以证明小小一个道县的走资派,穷凶极恶反对党中央毛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是多么地惨痛。从 1967 年 8 月中旬开始的屠杀口号是“杀尽湘江疯狗”,继而是“要在道县消灭阶级斗争的彻底办法就是将地富反坏斩尽杀绝”,再发展下去就变成了与地富反坏沾亲带故的也进入了屠杀范围,由此才造成生命之血流成河的恐怖血案。在这些屠杀事件发生中,下放到江永的知青基本上(有个别人被杀)都平安跑回了长沙市,有的群众逃跑出来投亲靠友。

    ④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紧急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9]

    1966 年 12 月 27 日毛主席就制止武斗问题《给周总理的亲笔信》[10]

    给周总理的亲笔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注:一说此信写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

    (摘自《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文革其间群众组织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有 300 个以上的不同版本。这一次网友整理上网的,是 1968 年武汉群众组织翻印的,为了 区别其它的版本和说明来源,姑且定名为《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毁坏文物

    《北京紫禁城的艺术宝藏完整无损》[11]

    北京古“紫禁城”的艺术宝藏完整无损,并未象有人有个时候担心的那样被红卫兵损坏。这个消息是最近从中国归来的旅客提供的。他们得到特别的准许,参观了紫禁城的宫殿和前帝王居室,共产党政权使紫禁城成了一个出色的艺术品博物院。他们看见里面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

    故宫通常是对中国和外国的访问者开放的,但自文化革命开始以来就关闭了,由一些武装哨兵把守着它的红色大门。外国游客也不再容许进去,秋初以来,许多法国旅客也没有被准许去参观,而北京附近的其他名胜,例如明陵,也是如此。

    破格参观了紫禁城的旅客说,他们也参观了上海中国古艺术博物馆:一切都正常。博物馆对一般的访问者是关门的,但是里面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动。

    这两个例子可以使人认为,总的来说,红卫兵的行动并未损坏数量很多的博物馆,这些博物馆是新政权在几乎各个大城市开放的,里面收藏着被国家保护的大量艺术作品。然而,人们知道,许多出土的古物或一些建筑,例如北京颐和园的建筑,曾受到过损害。


    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文物破坏情况一直众说纷纭,特别是许多指责文革造成巨大文物损失的文章论述,都并没有给出很有利和详细的考证,其可信度非常值得怀疑。

    我们不能否认红卫兵的行动对古文物造成的损失,但显然,他们的行为是被有意妖魔化了,而非被公正衡量。

    首先,从文革的性质来讲,它的产生本就不是为了保护文物。

    再次,在文革期间,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党组织都纷纷采取了保护文物的措施,例如中央发出的《关于保护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的通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以及周恩来力保灵隐寺的事实。

    同时一定需要强调的是,红卫兵们并非都是被冲昏头脑的人,虽有些盲目的中学生红卫兵等外,但大学生红卫兵则较为理性,有保护国家财产和国家文物的意识——比如在洛阳的龙门石窟,大学生红卫兵就制止了中学生红卫兵对石窟的破坏。

    保护文物的究竟是谁,破坏文物的究竟是谁,一定要追究。以武汉地方为例,文革中参与“破四旧”的,大多是保守派红卫兵。造反派由于父母官级不达标,根本没有参加破四旧的资格。[12]武汉市文化局曾委托造反派组织“工造总司”保护了老红卫兵“破四旧”在全市没收的古字画共5700余幅,工造总司较好地完成了任务。但在1967年6月26日保守派“百万雄师”围攻、血洗工造总司总部的行动中,这些文物大部分被破坏、丢失。 [13] 空泛地追究所有参与运动的人员的责任是没有根据的,是别有用心的。

    总的来说,在文革中对文物的破坏主要发生在“破四旧”运动期间,但“破四旧”并不是文革的目标,而破坏文物也从来不是“破四旧”的核心任务。而在文革期间,发生的不只有反动派不断放大和强调的文物毁坏,更有保护。 [14]

    据统计,文化大革命时期唯一破坏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大昭寺。

    文革时期也是考古发现的井喷时期。长信宫灯、金缕玉衣、马踏飞燕、马王堆汉墓、秦始皇陵兵马俑、妇好墓等重要文物皆于文革时期发现。

    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乃至倒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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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五年计划工农业总产值增长9.6%,第四个五年计划工农业总产值增长9.1%。

    文革中社会发展成果

    1967年06月17日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67年07月26日 中国第一台100吨矿山铁路自翻车研制成功;  

    1967年10月05日 中国第一台晶体管大型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  

    1967年10月15日 中国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研制成功;  

    1967年11月29日 中国最大的无线电望远镜安装调试成功;

    1968年01月08日 我国第一艘万吨巨轮“东风”号建成;

    1968年02月23日 中国特大型轴承制成;  

    1968年04月15日 根治淮北平原涝灾的大型水利工程——新汴河工程开工;

    1968年09月03日 我国研制成第一批液压传动内燃机车;

    1968年12月25日 富春江大型水电站建成发电;

    1968年12月29日 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南京长江大桥竣工,铁血上将许世友司令员命令第*装甲师的100多辆坦克同时开过,以检验大桥的质量;

    1969年02月21日 《人民日报》宣布,截止到1968年底,我国国内公债已全部还清,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级没有内债,有没有外债的强大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

    1969年04月02日 第一艘万吨油轮'大庆27号'下水;  

    1969年05月05日 中国研制成具有独特疗效的抗菌素——'庆大霉素';

    1969年07月08日 十年时间建成河南红旗渠;

    1969年09月25日 药品大幅度降价,比年初降低37%,比1950年降低80%;

    1969年09月23日 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  

    1969年09月30日 中国第一台十二万五千千瓦双水内冷气轮发电机组建成,标志中国电机制造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69年10月03日 中国第一台5000马力液力传动内燃机车诞生;  

    1969年10月04日 中国第一座旋转氧气转炉投入生产;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东方红1号卫星由长征1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开始了中国进军太空的万里长征;

    1970年04月26日 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70年08月 中国大飞机项目正式启动;  

    1970年10月16日 大型现代化露天煤矿--新疆哈密矿务局露天煤矿投产; 

    1970年12月25日 葛洲坝一期工程开工;  

    1970年12月26日 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  

    1970年03月03日 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  

    1971年诞生了中国第一台集成电路数控机床; 

    1971年01月02日 我国轻工业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 

    1971年03月03日 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

    1971年06月27日 第一艘两万吨货轮'长风'号下水;

    1974年09月15日 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建成;

    1974年10月03日 我国最大竖井钻井研制成功;

    1974年12月19日 三门峡水电站建成;

    1975年01月14日 四川省开发天然气取得新成就;

    1975年02月03日 景山发电厂首次应用电子计算机控制10万千瓦燃煤气轮发电机组成功;

    1975年02月04日 我国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建成;

    1975年03月29日 高能加速器研制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1975年07月05日 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建成;

    1975年10月07日 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经过推广后一般提高产量20%,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5年11月26日 中国成功发射返回式地球卫星;

    1975年10月27日 我国成功进行一次核试验;

    1975年下半年,连续发射成功了3颗人造卫星,被人们称之为'三星高照'; 

    1975年12月3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农业连续13年全面丰收;

    1976年01月21日 又一艘万吨级浮船坞“华山号”研制成功;

    1976年03月22日 邮电部门发展传真通讯技术;  

    1976年04月21日 京沪杭载波电缆投产;

    1976年04月24日 6011米超深油井打成;

    1976年05月12日 邮电职工建成全国微波通信干线;

    1976年06月06日 第一座现代化10万吨深水油港大连新港建成;

    1976年06月29日 上海黄浦江上第一座公路、铁路双层铁轨建成通车;

    1976年08月23日 第一艘五万吨级远洋油轮'西湖号'在大连下水;

    1976年10月05日 现代化化纤联合企业——福建维尼纶厂建成;

    人教版《历史》温馨提醒洗脑: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主流观点

    人人自危,只求活命,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别人,出卖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种日子。那种生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一片黑暗,就像在地狱里服刑。...... 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斗,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攻击死者。
    ——《巴金自传》

    人道主义灾难

    文革期间,大量中国人因为官方处决、武斗、私刑、批斗、自杀等非自然原因死亡。各方统计的非自然死亡人数从数十万到数千万不等。

    广西在文革期间发生了大量私刑和直接处决事件,史称广西文革屠杀。

    武斗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1967年至1968年期间,重庆地区共计武斗31次,使用了军事装备,导致数百人死亡,使得重庆的产量当年下降大约20%。

    大量群众在文革期间遭到批斗,政治斗争也营造了大量冤假错案。1967-1969年间的内蒙古内人党事件中有16222人死亡,其中大多是蒙古族。

    经济创伤

    对于文革期间的经济问题,各界评价上一直存在较大争议。1966-1968年间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巨大冲击,企业生产和管理十分混乱,而在68年降温之后中国在科研和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就,氢弹试爆,核潜艇下水,卫星上天,大庆、胜利油田建成等等。但以国防工业为首的生产性建设是以压缩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消费为代价的,这类型的重工业生产建设投资占了全国总投资的82.8%。文革结束时的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的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GDP仅有156美元。

    人才损失

    反右运动和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被视为反动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批判为臭老九。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因支持造反派红卫兵,被保守派红卫兵打死。同为元勋的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自杀身亡。有英美留学背景的人时常被怀疑是帝国主义间谍而遭到迫害。

    《义勇军进行曲》作者田汉被批斗至死,文革期间奏该曲不带歌词,或是演奏其他歌曲作为代替。著名作家老舍被只想保护老干部的西纠联动迫害后投湖自尽、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翦伯赞被迫害后吃安眠药自杀。其他还有梁启超之子建筑学家梁思成、、翻译家傅雷北京市长和明史专家吴晗等等。

    文革开始后高校停课,高考取消,教材全部改写为高度政治化的教材,削弱了科学文化知识的部分。毛认为要主办理工科大学,要走从机床厂培育技术人员的道路,医学和文科大学要少办。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虽然某种程度上推进了农村开发,但也对这一代的教育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

    文物古迹也遭到了激进派红卫兵的破坏,比如文革前发掘的明定陵。其中万历帝、王皇后和泰昌帝生母王氏的遗体还被红卫兵当作“地主阶级的头子”当众焚毁。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古迹损毁列表》(未充分考证)[15]

    古迹

    陵墓祠堂

    帝王

    湖南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属建筑遭严重破坏,陵内存物抢夺一空,最后全部夷为平地。

    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仓颉庙多处石碑被毁,陵墓遭刨挖。

    安徽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被砸成一片废墟,只剩下半埋在土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黑龙江黑河县“将军坟”,是高句丽长寿王墓,也遭到严重的破坏,现为世界文化遗产。

    伊金霍洛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

    明太祖朱元璋陵前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四分五裂;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

    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明神宗万历皇帝及两名后妃遗骸自北京定陵里掘出,着龙袍骷髅吊挂于树上曝尸,然后焚毁。包括衮服、金冠、凤冠等稀世之宝在内的大量文物被付之一炬。

    明思宗崇祯皇帝自缢的景山槐树被锯断,后再植新株。

    将相

    曲阜孔庙遭毁,孔子墓被铲平挖掘,其内孔子遗骸不知所终,“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碑被毁。庙碑被毁,孔庙的泥胎塑像被毁。最早进行的破坏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的200余名师生组织,被摧毁的之前登记在册的文物就有6618件,其中画929幅,书籍2700余本,石碑1000余块,墓葬2000余。

    孔子七十六代孙孔令贻夫妇的坟墓被掘开,曝尸数日后焚毁。

    霍去病的陵墓受到破坏,霍去病的塑像被毁。

    河南南阳“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遭焚。

    汉中勉县“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份子”而被砸毁。

    合肥“包青天”墓,也遭到毁坏。

    杭州岳王庙遭到破坏,岳飞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塑像)全被毁平。

    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北京城内的袁崇焕坟被夷成平地。

    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遭到破坏,何腾蛟墓被挖。

    张之洞坟被刨开,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遂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

    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被凿开,墓穴里衹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终。

    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有为墓,将其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

    西藏扎什伦布寺的佛塔中存放的五世至九世班禅的遗骨被红卫兵挖出肢解抛弃。文革后十世班禅大师只得把残存不齐的从五世至九世班禅喇嘛的灵骨聚集在一起。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氏旧居,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生母之墓被上海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使国民党政府停止剿共政策,使中共能于大后方扩展势力,有大功于中共,虽被国民党处决,但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其他

    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

    宋代诗人林和靖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红卫兵掘开《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坟,尸体被捣毁;墓里除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衹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

    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等人的墓遭到破坏。

    居所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圆明园遗址再次遭到破坏,建筑基址和山形水系仅存轮廓。万寿山顶,千尊琉璃浮雕佛像尽毁。

    颐和园佛香阁、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毁。

    欧阳脩所记醉翁亭,内有苏轼手书刻碑。乱民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徐渭故居青藤书屋,四百年不废修缮,完好如初。到文革时书屋被砸,青藤亦被砍。

    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者来此凭吊此故居和墓地。文革时《西游记》成“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被毁为一片废墟”。

    洪洞县监狱是全国保存最好的明代监狱,被毁。

    河南省延津县的明代牌坊,为“河朔诸县石坊之冠”,被毁。

    安徽全椒,吴敬梓故居及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后有人打听,县委书记问:“吴敬梓?哪个公社的?”

    珠海陈芳梅溪牌坊群,原有三座,现仅存二座,右边一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用耕牛和拖拉机拉倒,已无法考证受赐人,据说红卫兵要拉倒另外两座牌坊时,梅溪村民都坐在牌坊下,红卫兵才罢手。

    达赖喇嘛的夏居罗布林卡(意为宝贝园林)受破坏,一段时间还被红卫兵们换上“人民公园”的牌子。

    寺庙

    白马寺被毁,包括有千年历史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两千年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稀世珍宝玉马在内的所有佛像、经卷、文物都被破坏,寺庙也差点被烧掉。1972年为接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而进行了修复,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还下令将北京故宫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白马寺。

    新任太原市委书记下令砸毁庙宇。随即全市190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被保留外悉数被毁。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晋祠几座殿堂的塑像也砸掉了。当初集中起来的大批木雕像,都劈成厨房的柴薪。

    江南最古老经典千年建筑物杭州西湖灵隐寺,周恩来总理派遣一连队士兵堆垒包、架机枪驻守防范红卫兵破坏,仍不免有部分寺内石雕遭红卫兵翻墙入寺敲毁。

    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贪焚的中国商人盗割卖予西方俄、英、德等商人,卖到海外。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华山,死后弟子易其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襃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浙江三门县文峰塔被毁。山东莱阳县文笔峰塔,高约二十五米,被毁。江西崇义县文峰塔,“高耸插天”,被毁。湖南武冈斜塔,宋代所建,被毁。

    贵州省镇远县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龙洞内所有佛、道、儒三家供奉之像被砸坏,现仅余空房。

    广西桂林西山唐代石刻、叠彩山等处摩崖石刻佛像头部均被砸毁。

    四川什邡县慧剑寺,藏有宋代画像和明代五百罗汉像,被抹除。

    福建德化县的千年古刹灵鹫岩寺,十六世纪重修后成福建的佛教中心,被毁。

    陕西周至,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被毁。

    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姆宫、华严庵、凝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

    藏传佛教象征的寺院等建筑如拉萨的大昭寺等成为破坏的对象,大昭寺屋顶的象征金色的祥麟法轮也曾被拆除并丢在地上。大昭寺里面泥塑的佛像更是一个不留全部打掉,仅余被藏人视为全藏最神圣的佛像觉仁波切,其头上用纯金打造的头冠被酥油灯熏的乌漆抹黑没被看出来,而得以保留至今。当时红卫兵们还把大昭寺的一楼拿来养猪。

    西藏阿里札达县的托林寺被严重损毁,现今寺庙内还保存有大量文革期间被打砸毁坏的佛像残骸。

    哈尔滨市圣尼古拉教堂被拆毁,教堂内的文物也多被损坏或散失。

    湄洲妈祖祖庙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全毁,仅寝殿后方小祠和圣父母祠幸免于难,整体于1989年重建完成。

    文物

    书籍

    众多姓氏宗族家谱被焚,破四旧运动导致全国各地农村宗族家谱被焚毁不计其数,导致很多姓氏源流不可靠。

    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别多。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四川蒲山县鹤山镇仅五千人,抄家销毁的古书多达两千多本,古画二百余张。 广西防城县,“文物馆几千部古典书籍、文物、资料和档案全部被烧毁。”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被搬到大街上一把火烧光。黑龙江省嘉荫县,中学生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烧光。

    湖南江永县“女书”为仅有妇女懂得的一种文字。虽流传近千年,因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藏,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湖北通城县焚毁十万余册古书,其中一万四千五百八十本是民间家族宗谱。

    江苏泰州梅兰芳家谱被烧。

    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凡是花纹、图案、绘画没有革命内容的器皿、刺绣、服饰、家具等等,都算为四旧,一概捣毁。

    北京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后,梁漱溟回忆抄家时红卫兵的举动时说:“他们扑字画、砸石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诸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

    1950年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搜集大量原稿,一九七二年,在处理所谓砸烂单位中,民研会所藏书籍、刊物、内部资料,全部作废纸送造纸厂。

    邵飘萍所创《京报》馆旧址和邵氏住宅内的藏书、手稿、资料图片,全部被抄走。

    藏族《格萨尔王传》手抄本一律没收销毁。青海囊谦县岭国寺里,当年格萨尔王用过的宝剑、长矛、弓箭、盔甲等, 以及几十部用金字书写的有关岭国历史人物的传记尽毁。

    字画

    书法家林散之、画家林风眠均被抄家,林风眠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杭州学者马一浮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上海书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担心家藏“反动书画”累及家人,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入静时拿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了。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轼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研究资料。

    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将他的作品摔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亦不复现。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取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尼总统苏加诺。他花了数十年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张古版画,当时亦被烧个一干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逾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毁。画家惠孝同也不例外。

    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暴徒,打电话给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因江青点名咒骂了名画家齐白石。北京的红卫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书的匾上的字迹。

    上海画院七十五岁的画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的刻的印章一个没剩。

    1952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于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下落不明。

    上海首富、永安百货公司业主郭琳爽被中学生抄家,所藏百余件名贵玉器砸毁无遗。

    陕西勉县,“数以万计的古字、古画和玉石珍品,大部丢失或毁坏。”

    雕塑

    毁于文革时期的杭州明代宝石山造像遗迹

    西藏大昭寺主奉、释迦牟尼亲自加持的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安徽霍邱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革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河南汤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陕西乾陵前六十一尊双手合十的石像头颅均被敲坏。

    四川乐山乌尤寺的五百罗汉泥塑被砍头。

    湖南衡山大小一百多座寺庙里的各种珍贵雕塑,除刘、关、张恰被苫布遮盖外,全部被砸毁。

    河南安阳县自明代完好保存的九龙壁, 被砸成了一堵颓壁。

    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文革后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衹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山东肥城县近千件文物丢失,十一处古墓、二十二处古建筑、十处古遗址、三十多块重要石刻遭到破坏。

    著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交出全部“四旧”后,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炉旁,然后,点着火炉,一块一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龙云在石林上的题字被刮掉,周钟岳的行书题字也被毁。

    对外关系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交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不仅对外输出革命,也强硬对外输出意识形态。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背后主要的支持者就是中国。

    文革期间中国在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与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与部分国家恶化到断交的地步,导致中方许多合作与援助暂停,同时造成形象受损。其中,1967年夏,在外交部被夺权的混乱时期,发生了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英国驻华外交人员亦遭到殴打,被认为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16]此外,还发生了焚毁蒙古驻华大使专车事件王府井“围攻外宾事件”等外交事件。

    文革时期中苏关系彻底决裂,1969年爆发了珍宝岛和铁列克提冲突。两国关系恶化促成中美和解和中日建交。

    受到文革影响的对现状不满的欧美和日本左翼青年纷纷使用文革口号,买毛泽东语录。1968年西欧的学潮和东大纷争即为最典型的例子。

    教训

    左翼观点

    事物的发展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
    ——毛泽东

    正如毛所说,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既有自身因素,也有外来因素:

    自身因素

    1.无产阶级上层建筑与经济的未巩固

    2.思想混乱[17]

    3.没有团结大多数[18]

    4.未能建立忠于无产阶级的武装力量

    5.毛泽东逝世

    外来因素

    1.小资对无产阶级路线的破坏

    2.保守派对无产阶级的猖獗进攻[19]

    3.国际政治环境的恶化


    此外,水陆洲(王忠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中认为有以下教训:

    1.坚决回击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

    2.时刻警惕中间派突然倒戈

    3.防止极左思潮的干扰

    4.分清敌我掌握大方向

    主流观点

    邓小平与金日成热情拥抱

    反思,反思,一定要反思!

    替文革辩护的人,请你们穿越回那个时期过一段时间/移民朝鲜(然而文革时期朝鲜抓了很多造反派[20],令人感叹)。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21]

    非主流观点

    文革不需要反思,为文革道歉只会有害处。文革小将批斗的飞碟对象,基本都是老波尔布特似的列宁主义者。参加老红卫兵屠杀无数黑五类和老师的飞二代,高叫反思文革的“非理性暴行”,组织保党派外围屠杀造派的老干部控诉自己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你飞的文革“反思”,就是这么回事。民小跟随飞碟反思文革,只会落入人质为绑匪内讧反思的陷阱。

    文革的无辜者只有几种人:被飞碟系杀害的资产阶级黑五类,对你匪不满而加入造派抗暴的群众(如党言川(郑州造反头目)之流)。毛左为了给自己贴金,把造反派的英雄事迹包装成了自己的神话。但实际上腊肉放出造反派的本意是打击列宁派,但这么大的运动他不可能完全掌控,许多民族凝结核就自己长出来了。实际上四川,广东,广西和图博的很多造反派小将都不是单纯的毛左精神病,而是出于对李井泉、吴芝圃、陶铸、韦国清等匪干无比痛恨的心情才揭竿而起的。然而1968年后,在匪谍系的大屠杀下,上百万人殉难,但最后的反抗者在北支(幽燕)战斗到1978年,在南支(桂尼士兰)战斗到1982年,堪称东亚各邦的小野田宽郎。

    其他观点

    刚刚日子好了一点。1959年、1960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过了1962年开始好转,还没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搞得乱七八糟,又把知识分子搞倒一批。国家命运前途。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么一个文明古国,搞得这么乱七八糟。
    ——袁隆平

    新左派和毛左派认为文化大革命被人为妖魔化,实际上是一场伟大的的政治运动,是中国的大民主时期。主流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称之为“十年浩劫”。

    至今,文化大革命的部分问题和对毛泽东的评价在世界各地仍然具有极大的争议性,文革遗毒残留,而中共并未彻底清算文革同时限制反思也一直饱受批评。

    官方观点

    ……然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其他

    部分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各派党官僚系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发动的群众运动,自发运动始终从属于党派系之间的权斗。[22]

    自由派人士和反共右翼认为这是毛泽东为了夺权,煽动群众斗群众的政治运动,毛应对其负主要责任。

    部分右翼人士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暴行都是飞碟系走资派干的坏事,文化大革命屠杀的背后黑手是张国焘、刘少奇、周恩来、歌利亚之流。这与毛主义者的观点不谋而合。[23]

    文革2.0

    文革2.0是一个网络用语。

    习妡萍成为了天朝娘的大管家之后对天朝娘十分病娇,不仅对天朝娘的生活大加限制,还把天朝娘迫害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天朝娘的ACG产业造成巨大影响尤其是游戏版号寒冬、未成年人防沉迷和先审后播,该用语遂流行。

    注释和外部链接

    1.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1—272页
    2.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5页
    3.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论文》,天津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66—167页
    4. 杨晋川、刘庸安、李从国、程国林编. 《1976-1992中国政坛风云录》. 改革出版社. 1993.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金冲及主编 (编). 《毛澤東傳(第六卷)》
    6. 八月宗派事件:朝鲜劳动党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7. [1]
    8. [2]
    9. [3]
    10. [4]
    11. 1966年11月19日《参考消息》
    12.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13.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
    14. https://www.gushiciku.cn/dc_tw/106263835】
    15. [5]
    16. 黄华. 文革时期的荒诞外交. 香港中文大学. 《共识网》
    17.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声称自己追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这种复杂而且常常令人困惑的情况下,党员和群众只能通过政治和思想学习、讨论和斗争以区分正确和错误的路线——社会主义道路和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18. 共产主义小组(毛主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译文见这里
    19. 如臭名昭著的“西南”“联动”组织。
    20. The August Incident: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Right Opportunist Line in the Workers’ Party of Korea – Tjen Folket Media (tjen-folket.no)
    21.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0条
    22.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 - 中国劳工论坛 China Worker
    23. 简明文革史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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