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姚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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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目描述了一个根据现实原型改编的娘化版形象
萌娘百科历来就有娘化条目的传统，但这种体例也往往不够客观，请以看待史料的方式看待该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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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有关于已逝世现实人物的条目，愿逝者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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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嘞？！ 怎么回事 这个角色怎么没有头的样子……
基本资料
姓名	胡耀邦
别号	胡乱邦

胡耀邦（1915年11月20日—1989年4月15日），字国光，湖南浏阳人，祖籍江西吉安，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原正国级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

胡耀邦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任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三团党总支书记，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期间，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国共青团书记、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此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拨乱反正时期、改革开放早期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具体执行者。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他出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987年初，胡耀邦被指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引起大量的民众怀念与抗议运动，最终导致六四事件。

闯了一个乱子

学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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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14日、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主持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形成《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1980年4月7日，中共中央以“中发〔80〕31号文件”发出《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批转《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给全党全国，决定西藏的工作“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提出，西藏在一个时期内要办好六件大事，其中第六件事是“要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在一个短时间内把西藏脱产干部队伍包括教员，藏族干部比例提高到三分之二至八成；在西藏的汉族干部“要有计划地、相当大批地回到内地去妥善安排工作”。新疆在传达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与中央31号文件时，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提出“新疆也应按这个精神办，要绝大多数汉族干部、职工退回内地”。这时，一些混乱言论也流传起来，引起在疆汉族情绪浮动，其间还有新疆农垦系统的上海知青不愿继续在新疆承受背井离乡的苦难要求回上海；维族则大受鼓舞，民族情绪高涨，南疆喀什、阿克苏、和田地区相继发生大规模冲突事件。

1980年8月2日发生了震动全疆的高旭事件。时任南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阿不都瓦依提·乌拉太也夫参与处理高旭事件，事后他顶着“与胡耀邦制定的民族新政策唱反调”的压力，1981年通过新华社记者张万来和秦卫东在新华社《内参》发表了乌拉太也夫对边疆民族问题长期思考总结的《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解决民族纠纷问题的八点建议》，提出“在新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无论在生产、生活上，还是在经济、文化上，都要相互依靠，谁都离不开谁。”该观点得到邓小平的肯定，邓小平在新华社《内参》上亲笔批示：“南疆军区政治部有位副主任，提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同样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我赞成这一句话。这个观点很正确、很好。大家这样想问题、处理问题就好了。”这就是从此作为中国民族工作“两个离不开”基本方针的来源。1981年7月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了新疆民族关系问题，会议纪要根据邓小平批示精神，提出“新疆的汉族干部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少数民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搞不好’；新疆的少数民族干部也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汉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也搞不好’”，纠正了胡耀邦、万里、汪锋在民族工作上的原则错误。1981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接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负责人时说：“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是，汉族离开少数民族不行，少数民族离开汉族也不行。这个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帮助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

分管新疆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创立者王震在1981年上半年巡视新疆后即向邓小平提出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构想。1981年8月13日至14日，在中央已正式决议纠正胡耀邦、万里、汪锋在边疆民族问题上的错误的背景下，邓小平在王震、王任重陪同下到石河子垦区视察，参观了棉田、农科所、原兵团战士的家之后，邓小平说：“原生产建设兵团的业绩，新疆各族人民不会忘记，党中央不会忘记。”又指出：“兵团事业要大发展，兵团肩负着屯垦戍边的重任，要为新疆的稳定作出贡献。”邓小平此次视察对日后恢复兵团起了决定性作用。邓小平回北京后,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确有必要。组织形式与军垦农场不同，任务还是党、政、军结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国家农委党组和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很快给中央起草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经王震多次亲笔修改及国家农委党组、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多次讨论，9月22日正式成文。该报告提出，从防御霸权主义入侵，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建设社会主义富强、文明的新疆的战略考虑，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体制。

—— zhwiki: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重建

超长回忆录预警，且时间可能有误

1980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另外，本来阴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那时的书记是汪锋。 1980年时，搞防苏备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汪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胡耀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电报向中央请示怎么办。不知赵和胡是否商量过，赵找到我说：新疆问题，搞得这么僵，他们来了个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赵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问题解决不了，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新疆问题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上。 　　到了这个时候，胡耀邦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两个离不开”。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区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万里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 　　一九八四年春天召开西藏问题座谈会。耀邦同志认为，西藏的工作，主要问题还是“左”，提出纠“左”也存在软弱涣散的问题。就这个地区提出这样的意见，是切合实际的，不能认为是错误的。可是《人民日报》抓位这个观点，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肃清“左”的流毒和纠正软弱涣散状态》，说“不纠正‘左’的影响，不批判‘左’的流毒，不克服‘左’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软弱涣散”，“容忍‘左’的流毒也是软弱涣散，也应该纠正”。作为陪衬，文章也说到反右。但是谁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纠“左”。这就不只是作为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作为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不认为这篇文章是耀邦同志授意写的。但是发表以后，耀邦同志不会没有看。看了以后不表示态度，至少是默认了这种改变中央集体决定的宣传。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耀邦同志在《如何把部门工作做得更好些》的讲话中说到“左”，说“可不要低估这个看不见的‘幽灵”’，尤其突出地讲政工部门、宣传部门、政法部门要注意这个问题。这当然是有所指的。讲话中还说到破和立，在两条战线斗争中通篇要破的，就是“左”，可以说没有一句讲要破右。他这种关于破和立的观点，一直延续到六中全会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前几个稿子中;后来不少同志反对，才删掉。

长文回忆录出自《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后转载至华岳论坛和乌有之乡。

伍精华批评过这段话里有许多错误，如胡耀邦在西藏的准确时间应该是1980年5月22日到拉萨、5月31日离开。

使用例子

长文预警

1970年9月，施佩尔、施密特到波兰，闯了一个乱子。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波兰的钱每2、3亿帝国马克，80％用于在波兰的德意志族干部，包括在波兰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德族职工。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德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施佩尔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2、3亿马克，80％用在波兰的德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波兰人，要把80％的德意志人从波兰撤出来。另外，汉斯·弗兰克本来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右"的东西。施佩尔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弗兰克在搞种植园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波兰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基辛格派约纳斯·李去波兰，李是挪威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施佩尔、基辛格的影响，去了波兰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波兰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舍尔纳去了之后，原波兰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1972年春天召开波兰问题座谈会，施佩尔元首认为，波兰的工作，主要问题还是“右”，提出纠“右”也存在软弱涣散的问题。就这个地区提出这样的意见，是切合实际的，不能认为是错误的。可是《民族观察家报》抓住这个观点，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肃清“右”的流毒和纠正软弱涣散状态》，说“不纠正‘右’的影响，不批判‘右’的流毒，不克服‘右’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软弱涣散”，“容忍‘右’的流毒也是软弱涣散，也应该纠正”。作为陪衬，文章也说到反右。但是谁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纠“右”。这就不只是作为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作为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不认为这篇文章是阿尔伯特同志授意写的。但是发表以后，阿尔伯特同志不会没有看。看了以后不表示态度，至少是默认了这种改变中央集体决定的宣传。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德意志族干部要从波兰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莫斯科、乌克兰......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莫斯科，那时的专员是西格弗里德•卡舍。 1970年时，亚佐夫统一了西西伯利亚，要搞“大审判”，卡舍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梁赞边界，要很多德族干部往西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德国本部。有些德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德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卡舍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德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莫斯科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970年，莫斯科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施佩尔就把他们找到日耳曼尼亚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德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电报向中央请示怎么办。不知基辛格和施佩尔是否商量过，基辛格找到我说：俄国问题，搞得这么僵，他们来了个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基辛格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德族干部、国防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东方总督区成立以后德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德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 “纪要”，德族干部要“电报”。问题解决不了，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俄国问题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上。 到了这个时候，施佩尔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小心安抚”。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俄国问题上，帝国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合作政权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我就问施佩尔，在斯拉夫地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总督专员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施密特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莫斯科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卡明斯基，莫斯科要提戈尔巴乔夫；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卡明斯基调到东方事务部下属政策研究室当主任，当时保卢斯堡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戈尔巴乔夫。在这种情况下，迪特里希·冯·绍肯出了个主意：卡舍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伦内调回去，又调施塔勒克去当总督副手。从此之后，莫斯科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作者：林雪珊（即清水宫雪樱） 时间：2022年3月12日

评价

正面

知识分子和学者对胡耀邦有很丰富的评价，对胡耀邦主流为称赞，很多学者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伟大民主主义者”、“青年斗士，民主领袖”、“浴血民主”。

李锐曾口胡表示，胡耀邦是他遇到的可以坐下来真正平等交谈的两个高层领导人之一（另一个是黄克诚）。体制内民主反对派何方则将胡耀邦与陈独秀、张闻天相提并论，称赞三人能够“坚持五四运动传统、弘扬科学民主精神”、“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先觉和前驱”，并分析三人在党内的惨淡结局均为“中国封建传统的强大”所造成。

负面

胡耀邦任内的民族政策被一些人批评。许多网络评论认为，过去的许多“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在胡耀邦时代被认为是“极左”政策而被遗弃。陈永贵曾批评胡耀邦是“胡乱邦”。

其他

胡耀邦在下野后，曾对家人自评道：“我这辈子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一个是没有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好的名声。”

胡耀邦1989年逝世时，中共中央发布的讣告称：

“

胡耀邦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

”

中共官方对胡耀邦的评价非常谨慎，在中共领导中邓小平曾说：“耀邦抓党风党纪是铁面无私的，就是不理解自由化的危害。”陈云对胡耀邦的评价是：“不懂经济，但是抓党建工作是把好手，为人正派。然而有些时候，重大方针摇摆不定，不适合主持全面工作。”

自视为“胡耀邦反对派”的中共元老邓力群评价道，“胡耀邦从来不搞阴谋，胸怀坦荡，对人不报恶意。与胡相比，赵紫阳则曾经参与过阴谋，也整过人。”1988年11月，邓力群在长沙要求见胡耀邦，虽然在此前一年党内生活会上，他罗列大量“罪状”，系统地批判胡，但胡还是欢迎了他，并同他谈了两个多钟头。事后邓力群感慨说：“我没有想到他并不介意以前的摩擦。”并说他们的谈话“感情是真诚的，气氛是融洽的”，使他有“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邓力群认为胡在民族政策上闯了乱子，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认识不够，造成西藏和新疆的局势不稳。

胡耀邦对第三代及以后的中共领导人有直接影响，并反射到很多年后对他的评价。2010年4月1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悼念胡耀邦，并表示铭记胡耀邦生前的教诲：“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此后，中共中央于2015年和2025年的11月20日分别举行了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和11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均出席并发表讲话。他在2015年赞誉胡耀邦“夙夜在公、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坚守信仰、献身理想”、“实事求是、勇于开拓”及“建立不朽功勋”；在2025年的座谈会上，习近平重申胡耀邦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并号召全党学习其崇高精神风范，特别是“坚持实事求是、矢志追求真理”以及“勇立时代潮头、锐意改革创新”的优良作风。

对于胡耀邦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他的性格中的“极易冲动”，比如赵紫阳智囊罗小朋则称：“胡耀邦总的价值取向是对头的，但他有非常明显的性格弱点和知识缺陷。这其实是当时中共高层许多人都知道的事实……胡耀邦的弱点是不能耐心倾听，喜欢自己占去大部对话时间。胡耀邦在地方视察中，极易冲动，许多心血来潮之举，后果严重。胡耀邦的性格弱点，还表现在他与学者交往面过窄，结果受到一些脱离实际且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文人的不利影响。”

原英国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则在其作品《邓小平传》中认为胡耀邦工作勤奋、头脑清晰，但个性不够变通，容易冲动。他在党内的声望和分量都不够，在与老人打交道时却又不够谨慎。1986年，胡耀邦在访问莎士比亚故居时，引用的却是雪莱的诗句，让同行的中国官员大感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