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薩斯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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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流

馬爾薩斯最初的論文是18世紀末關於貧困根源的持續學術討論的一部分。因此，馬爾薩斯並非第一個闡述他所觀察到的問題的人。

馬爾薩斯寫作《人口原理》一書的目的在於反駁威廉·戈德溫、孔多塞侯爵以及馬爾薩斯本人父親等思想家的觀點。後者相信人類可以完美進化；而馬爾薩斯認為，人類過快的繁衍能力注定了人類追求完美的努力必然失敗，並引發其他諸多問題。太快了，有催人流的感覺

為了控制人口增長與糧食供應之間的關係，馬爾薩斯提出了一些方法。現在，稱之為預防性控制（Preventive check）和積極性控制（Positive check）：

1. 「預防性控制」是指各種直接阻斷人口出生的事件或情況。一些主要例子包括獨身、貞潔、避孕。
   1. 但馬爾薩斯譴責避孕與殺嬰、墮胎和通姦一樣，在道德上站不住腳。
2. 「積極性控制」是指各種通過縮短人類壽命，間接阻斷人口出生的事件或情況。戰爭、瘟疫、饑荒都是此類事件的主要例子。
   1. 然而，健康狀況和經濟狀況相對惡劣的情形，也被視為「積極性控制」。當這些因素導致早夭率居高不下時，結果就被稱為馬爾薩斯災難。

馬爾薩斯對工人階級快速生育傾向有批評，認為快速生育是導致工人階級貧困的原因。馬斯克：誰能有我快？因此，馬爾薩斯主義者認為，以托利党家長式作風為代表的救濟窮人的慈善理念是徒勞的，因為這只會導致窮人數量增加；這些理論與輝格黨的經濟思想不謀而合，1834年的《濟貧法修正案》便是例證。反對者將該法案描述為「一項旨在迫使窮人移民、接受更低工資、食用更粗糙食物的馬爾薩斯法案」，儘管引發了騷亂和縱火，該法案仍然啟動了濟貧院的建設。

這一切使馬爾薩斯主義受到了廣泛的批評。

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的後續版本中修訂了他的理論，採取了更為樂觀的論調。儘管學術界對他的修訂程度仍存在一些爭議。

據馬里蘭大學巴爾的摩分校歷史教育中心的丹·里切爾稱：

「

馬爾薩斯主義者最大的擔憂是，「不加區分的慈善」會導致貧困人口呈指數級增長，公共財政需要承擔更多費用來供養這支日益壯大的貧困人口，最終導致國家破產的災難。儘管馬爾薩斯主義後來通常與人口過剩問題聯繫在一起，但馬爾薩斯主義最初更具體地關注的是貧困人口過剩的問題。

」

小說家哈麗雅特·馬蒂諾也是馬爾薩斯主義的支持者之一，而她的社交圈包括查爾斯·達爾文。這樣，馬爾薩斯的思想就對達爾文進化論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達爾文深受人口增長最終會導致生物數量超過任何特定環境所能容納的極限這一觀點的影響，這促使他提出，在生存和繁殖競爭中具有相對優勢的生物能夠將其特徵遺傳給後代。

馬爾薩斯主義的支持者反過來又受到了達爾文思想的影響，這兩個學派都對優生學領域產生了影響。

證偽

隨着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技術進步、新農業區的開發、國際貿易的增長等原因，馬爾薩斯主義熱度逐漸退卻。

更進一步地，在20世紀食品的工業化之下，雖然糧食產量下降，但是食品生產效率卻呈指數級增長。加工食品的出現對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至於，許多家庭中的女性希望減少在廚房的時間，轉而從事其他工作。這證明，人們用更少的勞動、資源、時間，生產出了更多的食品。這意味着，即使在戰爭時期，技術進步也開始足夠應對糧食需求。

反觀馬爾薩斯認為，人口過剩會導致戰爭、饑荒、疾病，因此未來社會將無法養活所有人，最終走向滅亡；這說明馬爾薩斯主義沒有考慮到社會本身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比如社會自身改善生活質量的需求、對經濟繁榮的渴望等的作用。因此，經濟學家們也就繞過了馬爾薩斯主義。

文化變遷也與食品生產的增長密切相關。

現代馬爾薩斯理論

現代馬爾薩斯理論由夸姆魯爾·阿什拉夫（Quamrul Ashraf）和奧德·加洛爾（Oded Galor）發展而來。他們的理論框架認為，只要更高的收入對生育成功率有積極影響，且土地是資源生產的限制因素，那麼技術進步對人均收入的影響只是暫時的。雖然短期內技術進步會提高人均收入，但技術進步帶來的資源豐富會促進人口增長，並最終使人均收入恢復到其原有的長期水平。

該理論的基礎是：在馬爾薩斯生活的時代（18世紀與19世紀之交），技術先進的經濟體以較高的人口密度為特徵，但其人均收入水平與技術落後的社會的人均收入水平沒有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