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秦晖（1953年12月-），笔名卞悟，广西龙胜人，生于南宁市，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前文革造反派。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农民史、土地制度变迁史、经济史。他长期关注当代农民问题，也是中国取消农业税的重要倡导者，被称作中国农民学的开创者之一。他亦对秦汉史、中国思想史、明清史、中国近代史、苏东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对比、国企改革、农民问题、南非现代化改革有研究。

秦晖提出了“共同的底线”、“秦制”与“周制”、“关中模式”、“黄宗羲定律”、“低人权优势”、“尺蠖效应”、“负福利国家”、“关中模式”与“太湖模式”、“大共同体本位”与“小共同体本位”、“昂纳克寓言”、“问题殖民”、“实践自由”、“宗法农民”、“雅典（罗马）式道路”与“马其顿式道路”、“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等说法。

这些理论的缺陷在于，它们大多在现代史学角度来看不可取，因其将复杂的历史“削足适履”（西方谚语即“放进了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逆练梁效、罗思鼎等写作组立场，搞目田版影射史学了

更因为这些理论的拥护者素质不像自我标榜的那样会“独立思考”和“善用逻辑”，这就导致他们和秦晖一起在2020s遭到了来自左派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嘲笑，连秦晖本人一起大量地遭到了隔空人身攻击。

思想

黄宗羲定律

秦晖1997年将历史上“农民负担简而复繁，出现反弹，反而越改越重”的现象，与黄宗羲的古语相结合，总结为“黄宗羲定律”。该理论2003年引起温家宝总理的注意，温总理直接使用了“黄宗羲定律”五个字。

论政府救灾

秦晖认为“救灾是政府的最基本责任，没有必要感恩政府！如果你连灾都不救，要你政府干嘛。全世界救灾感谢政府的，只有中国人。”

加州山火

结果2025年1月加州南部山火救灾时，部分消防栓和民用水源竟然无水可用，救灾结果更是非常失败，秦晖这一席话成为取乐各路亲美、亲欧自由派的梗。

这也导致易中天的类似言论成为了类似的特大反转梗：“防官如防贼、防权如防火、防权力的滥用如防洪”。反转了，原来白人对天灾和人祸全都不防是吧？

论政府的权责对等

秦晖主张权责对等原则：

（比方说）你主张一个责任大权力也大的政府，我主张一个权力小责任也小的政府，但我们要的都是“权责对应”的契约性政府，我们都不能接受那种权力大到不受制约、责任小得不可追问的政府，这就是“共同的底线”。显然这是“应然”的。左右中西都会有人赞成，但左右中西也都会有人反对，比如希特勒那样的“右派”和波尔布特那样的“左派”就都会反对。但我要的是学理上逻辑严谨，它可能使我在一些场合成为“左右公友”，在另一些场合成为“左右公敌”，但作为学者不应在乎这些。

—— 秦晖

主权基于人权

秦晖认为，爱国主义必须要使“国”真正成为国民之国，“国家利益”真正等同于国民利益，“国家主权”也真正以国民的人权为基础为前提。

其他思想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刚开始去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时，秦晖较早反对以“权抢钱，钱买权”“掌勺者私管大锅饭”的官僚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发展的原始积累。

批判

　　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著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著的“政变”。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现在如果对本书加以修改，就会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只限于改正勘误，并去掉那些现在已经是不能理解的暗语。
　　我这部著作的结语：“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这句话已经实现了。
　　沙尔腊斯上校在他论1815年远征的著作中，开始了对崇拜拿破仑偶像的攻击。从那时起，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法国的出版物借助历史研究、批评、讽刺和诙谐等等武器彻底打破了关于拿破仑的奇谈。在法国境外，这个一反传统的民众信仰的激烈转变，这个巨大的精神革命，很少使人注意，更不大为人所理解。
　　最后，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流行的——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关于所谓凯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最主要的一点，即在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与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人们忘记了西斯蒙第所说的一句中肯的评语：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在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人物之间，也就不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祭司长撒母耳之间有更多的共同点了。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卡尔·马克思，1869年6月23日于伦敦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6/06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