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这是一个有关于已逝世现实人物的条目，愿逝者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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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该条目的内容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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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资料
姓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别号	CR(Cultural Revolution)、铬、文革、WG、wegame以及抹茶大芭菲
理论基础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时间	1966~1976年
开端	文艺领域的革命运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五七指示、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
主要事件	炮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一月革命、二月逆流、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三支两军、一打三反、批修整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对经验主义、评《水浒》批判投降主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
结果	1976年毛泽东同志离世后，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人发动怀仁堂政变，逮捕支持文革的“四人帮”。中共官方说法认为文革就此结束。

“

无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有多么惨重，它确实把向当局造反的是群众的权利这一概念灌输进了群众的意识之中。当中国人民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这种权利是既非上面所赐亦非上面所能废除而为他们所固有的权利时，他们也许会再次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主张的那一幕。其唯一的办法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替代的方法。

”

——莫里斯·迈斯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文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场社会运动，通常认为由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持续到1976年他死后结束。

直至现在，文革在世界各地仍然极富争议（甚至包括其开始和结束的具体日期）。中共官方认为“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泛自由派认为其是与德国纳粹时期和苏联全部时期一体多面的“极权主义”；毛派认为其是“反修防修的群众运动”；部分逆民如阿姨学粉丝和神友认为是一场有意图灭绝中华民族的运动而予以支持。

前言

“

当我们把历史事件理性地整理出来的时候，如何确立历史之中的因果关系，就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一些人在解释“极权国家”的历史时倾向于认为一两个领袖人物的意志就可以翻云覆雨，以此证明“独裁者”个人的欲望和民众的被“洗脑”被“利用”是多么可怕。但是，极权也好，民主也罢，如果忽略了社会存在，如果没有社会上不同有组织的公共集团为了各自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利益而进行的博弈和较量，也就无所谓历史。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有多重因素，但关键的还是不同利益集团为现实社会的掌控和领导而展开的博弈。而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也就是马克思所说：“有文字记载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我们期盼对毛泽东晚年这段特殊的历史能够有更深入地和更具备理论性质的研究，为今天我们对当今现实的认知和把握提供更好的借鉴。至少，我们不希望它仅仅像一面涂鸦墙一样被肆意涂抹，以讹传讹，捏造歪曲。今天研究文革史，我仅仅是提出3条建议：

首先，承认文化大革命是当时中国社会矛盾总的爆发，这是文革研究的底线。第二，文革暴露了中国内部大量深层次的矛盾，其中多数至今没有解决，有些甚至更加激化。这是研究文革的现实意义。第三，研究体制外力量对社会变革的推动力，对今日社会发展有相当的意义，同时对避免文革中的局限和失误有所帮助。

”

——《北马文革史》

原因

“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改造。阶级斗争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

——毛泽东

在革命胜利之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是更深入地发展了。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失败的资产阶级并没有消失，并且他们他们还无时无刻不想复辟资本主义。

斯大林指出：“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资产阶级不试图用尽全部残余的力量来卫护自己的生存的事情。”

而且社会主义初期也存在着一定数量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并且在工人阶级内部，共产党里，无产阶级政权、军队里，革命者们都有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欺骗甚至收买的危险，就会有人因此沦为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列宁指出：“这是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但在布尔什维克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后，列宁时期清剿白卫军、对毕苏斯基波兰的失败战争使得苏联经济严重受挫，以至于发生了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事件，成为后来托季反党联盟等一系列机会主义事件之源。

后来的斯大林也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其时期哈萨克第二次大饥荒使得苏联错失大量劳动力和重要经济发展基础，对芬兰的战争草草收场，后来再加上与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使得适龄劳动力大量损失，导致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并没有能够成功探索出一条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最终就导致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乃至最后的戈尔巴乔夫）等修正主义者的调查研究不作为、生产指标不讨论、老人政治、成建制腐败的现象。

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反动会道门、国际间谍企图炮击天安门案等反革命活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没有停止的证据。毛主席就指出，“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而资产阶级和被推翻的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正需要很多自己的“代表”，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引到封建地主的奴隶主义、大资本家的帝国主义一边来。解放前的王明一系，试图以“左倾”机会主义，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引到蒋介石与其他军阀的地主-买办利益一边；解放后的张东荪一系，则是试图用“右倾”机会主义，把社会主义革命引到苏联修正主义-美帝国主义利益一边。而刘青山张子善等人贪污案、李井泉吴芝圃等人谎报产量案等的产生，印证了毛主席的论断：“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然而正如资本家转移劳动生产与生活分配矛盾的能力超出无产阶级的想象一样，官僚们的转嫁矛盾能力远超革命群众的想象，更容易像地主阶级的迪斯累里、教士阶级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西斯蒙第、学阀格律恩、大资产阶级蒲鲁东等人歪曲20世纪之前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诉求一样，歪曲上至革命导师，下至革命群众的一切话语，进而就像威胁和教育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一样制造和加剧人民对文革认识的混乱，导致支持革命的力量必须付出空前巨大的努力和代价。

更糟糕的是，正如近于当时（即20世纪60年代），为研究德国纳粹法西斯主义上层建筑而设计的“虚假电击”实验指出的那样，人类越是经历巨大的压迫，越倾向为压迫自己的事物“创造历史”，进而“异化”自己。因此如果反革命者受到的报复不够充分，那么残余没有被充分整肃的反革命者自身也就会掌握这一点，反而更加激烈地将革命者当作“工具”欺骗，反而更加猛烈地将一部分革命者转变为用来攻击文革乃至其他一切阶级斗争革命的“证人”。

经过

更早的预备

早在1957年整风时，就有批评者提出“存在着一个特权阶级，即便还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阶级，这个阶级的萌芽也正在形成和发展。”

实际上，这些与文革中“造反派”的言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无数人指出过57年的“右派”与文革“造反派”起码在言论上的相似性。

后来党内高层也有人承认：“如果没有反右，文化大革命可能1957年就发生了。”

预备

1965年11月11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其文章主旨为无产阶级必须自己捍卫利益，而不是像剧中贫民一样去求青天大老爷，依附于官僚，即“造反有理”。这篇文章打响了文革的第一枪。

1966年2月4日，《二月提纲》发表，一些官僚自以为能够把整场运动限制在文艺学术界，但是，他们很快就会明白整场运动是针对官僚的。

1966年4月10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二月纪要》）发表，《纪要》批判了近几年文化界的右倾错误，客观分析了文艺创造的得失，并指出了要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创新，创造出样板的思想，这些都是文艺革命的正确方向。同时，毛主席也在争取林彪（军队）的支持。

开始

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它宣布撤消了原先的《二月提纲》，并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设立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任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后来陶铸也担任顾问），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提纲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总路线：

“

“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

这些充分表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进行阶级斗争，而不仅仅是进行整顿。

5月25日，北大哲学系的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点名批评北大党委限制运动范围的做法，可想而知，如此无脑冲塔的行为很快遭到北大党委的批判，聂元梓被打为反动分子，但是，聂元梓的这一大字报迅速得到了处于风暴前夕的中央激进派的支持，毛泽东称其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6月1日，中央文革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对党委的批判。

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阶段，结果可想而知。在以“工作组”为首的反动集团破坏下，一批批无辜人士，一批批革命斗士牺牲了——仅北京师大一附中这一所学校，李世英、陈世康、何方方等无产阶级领袖被“工作组”迫害致死，三次斗争后，全校1000名师生被打成“反革命”的足足有150多名，甚至还有整整一个班的人被打成了“右派班”。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学校！全国范围，可想而知。

1966年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主席激烈的批判“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与此同时，毛主席已不准备掩盖矛盾了，他直接在会上公开了党内的矛盾。5日，毛在会场发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8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起草，毛泽东审阅，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系统阐释了文革的理论和政策，被称其为“文革宪法”。

文革十六条全文

一、 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 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 “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 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 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 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方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是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 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步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 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 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 的）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 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 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 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 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 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 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 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要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红卫兵运动

在当时愈演愈烈的斗争中，大量激进学生组成了“红卫兵”组织。其中有造反派，还有高干弟子组成的“保皇派”红卫兵。

1966年7月末，官僚开始受到冲击，“保皇派”为了保住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官僚，再次摆弄上了转移矛盾这一招。他们开始确立“血统论”，即“党政官僚的孩子，老子是英雄，孩子也是好汉，闹文革也要掌权；文革要反对的仍然是‘死老虎’，‘地富反坏右’的孩子依然是‘混蛋’”。

8月1日，毛主席准备接见红卫兵，闻此风声，大批子弟利用权势控制了大量新出现的红卫兵组织，以此试图控制运动方向。为了团结群众，江青对“血统论”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正确的阶级立场——“要看他在文革时做了什么，而不是只看血统”。

然而，“保皇派”下了决心要保住他们的“爹”。很快，他们由于官僚支持掌握了话语权。这一时期，众多文人被列为批斗对象，被残忍的迫害，很多人因此而死。

结果

“

　　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

　　司马迁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而况有权贵如“五侯”者在。

　　“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一部《施公案》，也说得很分明，还有《彭公案》，《七侠五义》之流，至今没有穷尽。他们出身清白，连先前也并无坏处，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现在的小说，还没有写出这一种典型的书，惟《九尾龟》中的章秋谷，以为他给妓女吃苦，是因为她要敲人们竹杠，所以给以惩罚之类的叙述，约略近之。

　　由现状再降下去，大概这一流人将成为文艺书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候“革命文学家”张资平“氏”的近作。

”

——《流氓的变迁》 鲁迅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luxun/12/009.htm

虽然史上（《大宋宣和遗事》中）宋江起义军是战败投降而非主动投降，因而《水浒》并非正史，但是就像《水浒》《施公案》《九尾龟》这些小说的情节之组合一样，上中下各层级各种程度走资派的控制和出卖，使得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

毛泽东逝世后，以叶剑英、华国锋为首的走资派发动政变“粉碎四人帮”。10月6日，在华国锋、叶剑英的亲自指挥下，由汪东兴组织实施，不费一枪一弹，就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文革要员抓起来了。其后同样不费一枪一弹，指挥者成功“粉碎上海武装叛乱阴谋”。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集团做出“洋冒进”；后其集团在与邓小平集团的权力斗争中失败，邓小平上台；最后“洋冒进”大量上马的涉外项目失去用处，也失败了。

此后以违反当时初设《刑法》中“投机倒把罪”（数十年后取消该罪名）的党政干部和军队干部从事倒卖活动（官倒军倒）、高级官员子女把持大型企业经营（红色贵族现象）等愈演愈烈为标志，天朝娘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却实则受到严重困难，一度陷入低谷。此后也有一些革命活动，不过都被镇压。

经验教训

文革失败的原因

1.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未巩固，“资产阶级法权”（片面化的平等）残余甚至封建社会“奴隶主义”残余甚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不够，这是根本原因。中国此时依然保留“大跃进”时期大量“瞎指挥”一般的小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见zhwiki:农业学大寨#影响），使得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村无产阶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能被充分调动起来，他们于是越来越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含义，滑向非无产阶级的立场去。早在新中国建立前，毛泽东就指出，中国经济还有90%左右的经济生活还停留在古代；从生产力角度说，就是这90%左右的经济生活还采用简单机械工具的人力劳动，没有实现至少半自动化的大生产。后来“洋跃进”中大量进口拖拉机方案的失败，更折射出地理上大量“梯田”对至少半自动化的大生产的硬性限制。这样的生产力的条件，只能滑向小生产的自发趋势，只能滑向封建主义小私有制、资本主义大私有制这样的非公有制度，其思想意识也就沦为“小富即安”甚至“大富大贵”。这就出现了纪录片《铁证如山：福建军民怒斥“四人帮”》指出的70年代东南地区自由市场和宗教行为双双复辟的现象。因此如不根本改造这种生产条件，复辟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必然成为社会的一个严重暗流。
2. 党内阶级力量对比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且未能建立忠于无产阶级的武装力量，这是主要原因。党和军队高层中的非共产主义分子从未被完全清除。由于左派力量有限，他们只能试图逐步削弱非共产主义分子的影响。十月政变的主谋之一叶剑英一直反对文化大革命，但在1976年才被调离岗位；尽管如此，大多数军队领导人还是愿意听从叶剑英在幕后的指示。1967年，毛主席指示张春桥和王洪文在上海扩大民兵，反对走资派，但这个方针没有在全国实现。高层左派领导人被偷袭逮捕后，支持在全国继续革命的干部和群众陷入无力的境地，没有领导，没有组织，没有武器，无法对抗非共产主义分子的镇压。
3. 思想混乱未能有效团结大多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各派都声称自己“追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相互抵触。在这种复杂而且常常令人困惑的情况下，党员和群众只能通过政治和思想学习、讨论和斗争以区分正确和错误路线——社会主义道路和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而生产-分配方面的运动常常被抛到一边（“脱产”）。由此，左派领导人不但未能成功领导无产阶级群众团结起来，而且陷入激烈的内部斗争，使得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很大一部分力量同样被浪费在无意义的内部斗争上。同时，大多数干部站在中间派的立场，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他们被动地抵制文化大革命，没有公开违背但也没有实际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十月政变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立即站到了非共产主义的立场。无产阶级要发挥革命地位，就必须要克服自身派性，实现无产阶级大团结。
4. 国内外走资派、保守派对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反革命组织“西纠”“联动”“联指”“百万雄师”、二月逆流，加之美帝、苏修和其他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轮流围攻，使得国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处于相对不利的局面。

此外，水陆洲（王忠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中认为有以下教训:

1. 坚决回击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
2. 时刻警惕中间派突然倒戈
3. 防止极左思潮的干扰
4. 分清敌我掌握大方向

评价

至今，文化大革命的部分问题和对毛泽东的评价在世界各地仍然具有极大的争议性。

资产阶级自由派一直批评“文革遗毒”残留、中共并未彻底清算文革、限制反思文革。

中国劳工论坛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各派党官僚系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发动的群众运动，自发运动始终从属于党派系之间的权斗。

部分马列毛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反对一切剥削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内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下，社会主义中国开展的一次反修防修的群众运动，其失败是走资派疯狂窃取革命果实的结果。

部分温和右翼人士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暴行都是“飞碟系”（走资派）干的坏事，文化大革命屠杀的背后黑手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但他们的“走资”实则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然不符合温和右翼自由民主主义的理想。

部分极右翼“逆民”人士（如姨学粉丝、神友）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民族劣根性的大规模体现，是中国民族衰亡的前兆和必须衰亡的理由。

另外有负面的评价认为，“文革”是毛泽东晚年犯下的巨大错误，它提倡个人崇拜与神化，使中国的科学停滞倒退，阻碍了中国的发展直至改革开放，造成了巨量的人口死亡、遭受不公正待遇，“是一场矛头指向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反革命”（赫鲁晓夫语），根本上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正面影响。

现代中共官方观点

“

刚刚日子好了一点。1959年、1960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过了1962年开始好转，还没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搞得乱七八糟，又把知识分子搞倒一批。国家命运前途。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么一个文明古国，搞得这么乱七八糟。

”

——袁隆平

“

（24）“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

一、……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此外，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边缘观点：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促成了改革开放？

（以下为匿名IP用户15.235.118.117于2025年8月17日编辑的原创研究）

魅力型领袖在健全时可以影响很多，但等到死后就什么都办不成了。在1980年土耳其政变之后，土耳其的比伦特·埃杰维特抛弃了共和人民党的党组织，另立了民主左翼党。事实证明，他的决定在短期内十分正确。脱离了埃杰维特的领导，共和人民党腐败的党组织一事无成——尽管在1989年他们以“社会民主平民党”的名字斩获地方选举首位，但这个政党党很快就在频繁的丑闻和派系的倾轧之下失去优势了。然而，民主左翼党是一个领袖政党，共和人民党是一个基层政党——这点从全国选举（共和人民党8.71%，民主左翼党22.19%）和地方选举（共和人民党11.08%，民主左翼党18.70%）的对比就能看出。在埃杰维特失去工作能力后，这一条“针”迅速戳破了民主左翼党的“气球”，使民主左翼党从能获得22.19%选票的大党，沦为了只能获得1.22%选票的边缘政党。反而是共和人民党延续了下来，但这个共和人民党充满的不是埃杰维特的朝气，而是官僚机构的平庸。

比较小罗斯福的例子。小罗斯福听从民主党官僚机构的建议，没有选择亨利·华莱士，而是选择了哈里·杜鲁门作为他的继承人。然而这一决定恰恰是延续了罗斯福新政的事业。在接下来的美国，不但民主党的约翰逊要提出继承新政理念的“伟大社会”，即使是共和党的尼克松也要奉行凯恩斯主义原则。如果不是滞涨暴露了凯恩斯主义的问题，这种形势将会延续更久。

如果毛泽东没有开启文革，而是继续维持中国共产党的官僚机构，那会怎么样？可想而知，这样就不会有改革开放了——在正常情况下，平庸的官僚机构只会萧规曹随，而不会自己去创造新东西。官僚机构不会冒价格双轨制的风险去搞经济自由化，中国仍然会维持中央计划经济的体制，而这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恰恰是毛泽东得罪了官僚机构，才使官僚机构可以去违背毛泽东的意愿，自己去探索道路。不破不立的道路即是如此。

除此之外，文化大革命地方分权的实践破坏了原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为改革开放期间中国事实上的“财政联邦主义”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反对超阶级

“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象海因岑这类不仅否认阶级斗争，甚至否认阶级存在的无知的蠢才只不过证明：尽管他们发出一阵阵带有血腥气的和自以为十分人道的叫嚣，他们还是认为资产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是历史的最后产物，是历史的极限；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奴才。这些蠢才越不懂得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他们的那副奴才相就越令人作呕。
　　你可以利用上述意见中你认为有用的东西。此外，海因岑已经用我们的“中央集权”去代替他的“联邦共和国”，等等。当我们现在所传播的关于阶级的种种观点变得不怎么新奇，而且为“正常的人的思想”所接受的时候，这个粗鲁的家伙就会大叫大嚷地把这些观点说成是他“自己的洞察力”的最新产物，并且对我们进一步发展这些观点发出狂吠。因此，当黑格尔哲学还是进步的时候，他凭借他“自己的洞察力”对它发出狂吠。而现在，他却靠黑格尔哲学中变得淡而无味的、卢格没有消化掉又吐出来的面包屑来糊口。

”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寄往纽约，1852年3月5日写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8/236.htm

文革2.0

习妡萍甚至胡婧桃和江泽茗成为了中共娘的大管家之后，在延续已有小王经验的大记忆恢复术淫威下新世纪中共娘变得对天朝娘十分病娇（无产阶级外专政），极端依赖于限制天朝娘的人身自由，为此惯于进行大记忆恢复术（屈打成招），而缺失对广大人民甚至自己对自己的对等保护措施，对包括但不限于文艺（精品化）、通信（防火长城娘）、金融（蛋壳公寓事件）、法律（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畜牧（毒奶粉事件）、医疗卫生（叮咚鸡）的产业造成巨大冲击。

与网络密切相关的事件有先审后发、戒网瘾学校、先审后播、大找“充满恶意的政治隐喻”、逮捕编程随想、泄露警用个人户口数据给恶俗娘等，但这时期中文网络上不乏倾向“必须要有”这些倒行逆施（真封建法西斯主义）现象的言论，文革2.0的网络用语遂有流行。

注释和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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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革命论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 《五·一六通知》
• 《用人民战争直到共产主义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

File:马列毛主义的文革史观及研究.pdf

File:传记文学：《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pdf

File:棍子扯文革 - 红卒要过河 20230510004930.pdf

File:周老板传奇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