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语录

震言震语

1978年1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率团访问英国，所见所闻让他眼界大开。当时英国70%的普通民众已经拥有在中国人看来相当阔绰的私人住宅和轿车，每年度假可以出国旅游。访英结束后，王震语出惊人：“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疑出自曾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的于日2002年在《旅英十年——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中的回忆。《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亦有记载。

这一语录在2025年突然热度上涨，成为定型文：“我看XX搞得不错……如果加上YY，XX就是我们理想中的ZZ”，被称为“震言震语”。有自由派拿来讽刺，暗示如果真的加上共产党执政那英国就建不成共产主义社会了。当然马上撒切尔就要带着她的约克战马道来了此外非自由派使用该句式，单纯玩梗的情况也有很多。

使用例子

• 我看《让子弹飞》拍得不错，税收到好几代人之后了，江湖骗子马邦德利欲熏心把自己玩死了，张牧之当众杀个黄四郎替身就赢麻了，黄四郎本人也苦得自爆身亡了，如果把麻匪除害抢碉楼改成皇汉反清打满城，这《让子弹飞》就是理想的大汉族主义者主体意识觉醒片。
• 我看reddit浪人搞得不错，自称精日和杀中国人的口号震天响，就是开盒基本靠着圈外神秘人的黑产，如果全都洗成皇汉杀汉奸，再把开盒改成冷兵器打杀，reddit浪人就是理想的日耳曼学家。
• 我看米莱治下的阿根廷搞得不错，供需极不平衡，三大差别席卷而来，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不受重视，Steam、EA等平台的阿区也不复往日荣光了，如果诚邀米哈游推出西班牙语配音，阿根廷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原批社会。
• 我看全女登山搞得不错，如果每次加且只加一个ML仙人，并且能够平安归来，这就是理想中的男性文娱活动。

闯了一个乱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另外，本来阴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那时的书记是汪锋。 1980年时，搞防苏备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胡耀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电报向中央请示怎么办。不知赵和胡是否商量过，赵找到我说：新疆问题，搞得这么僵，他们来了个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赵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问题解决不了，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新疆问题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上。

　　到了这个时候，胡耀邦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两个离不开”。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区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万里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

　　一九八四年春天召开西藏问题座谈会。耀邦同志认为，西藏的工作，主要问题还是“左”，提出纠“左”也存在软弱涣散的问题。就这个地区提出这样的意见，是切合实际的，不能认为是错误的。可是《人民日报》抓位这个观点，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肃清“左”的流毒和纠正软弱涣散状态》，说“不纠正‘左’的影响，不批判‘左’的流毒，不克服‘左’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软弱涣散”，“容忍‘左’的流毒也是软弱涣散，也应该纠正”。作为陪衬，文章也说到反右。但是谁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纠“左”。这就不只是作为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作为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不认为这篇文章是耀邦同志授意写的。但是发表以后，耀邦同志不会没有看。看了以后不表示态度，至少是默认了这种改变中央集体决定的宣传。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耀邦同志在《如何把部门工作做得更好些》的讲话中说到“左”，说“可不要低估这个看不见的‘幽灵”’，尤其突出地讲政工部门、宣传部门、政法部门要注意这个问题。这当然是有所指的。讲话中还说到破和立，在两条战线斗争中通篇要破的，就是“左”，可以说没有一句讲要破右。他这种关于破和立的观点，一直延续到六中全会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前几个稿子中;后来不少同志反对，才删掉。

原文出自《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后转载至华岳论坛和乌有之乡。另，伍精华批驳过这段话里有许多错误，如胡耀邦在西藏的准确时间应该是1980年5月22日到拉萨，5月31日离开。

使用例子

1970年9月，施佩尔、施密特到波兰，闯了一个乱子。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波兰的钱每2、3亿帝国马克，80％用于在波兰的德意志族干部，包括在波兰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德族职工。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德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施佩尔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2、3亿马克，80％用在波兰的德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波兰人，要把80％的德意志人从波兰撤出来。另外，汉斯·弗兰克本来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右"的东西。施佩尔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弗兰克在搞种植园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波兰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基辛格派约纳斯·李去波兰，李是挪威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施佩尔、基辛格的影响，去了波兰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波兰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舍尔纳去了之后，原波兰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1972年春天召开波兰问题座谈会，施佩尔元首认为，波兰的工作，主要问题还是“右”，提出纠“右”也存在软弱涣散的问题。就这个地区提出这样的意见，是切合实际的，不能认为是错误的。可是《民族观察家报》抓住这个观点，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肃清“右”的流毒和纠正软弱涣散状态》，说“不纠正‘右’的影响，不批判‘右’的流毒，不克服‘右’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软弱涣散”，“容忍‘右’的流毒也是软弱涣散，也应该纠正”。作为陪衬，文章也说到反右。但是谁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纠“右”。这就不只是作为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作为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不认为这篇文章是阿尔伯特同志授意写的。但是发表以后，阿尔伯特同志不会没有看。看了以后不表示态度，至少是默认了这种改变中央集体决定的宣传。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德意志族干部要从波兰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莫斯科、乌克兰......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莫斯科，那时的专员是西格弗里德•卡舍。 1970年时，亚佐夫统一了西西伯利亚，要搞“大审判”，卡舍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梁赞边界，要很多德族干部往西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德国本部。有些德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德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卡舍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德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莫斯科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970年，莫斯科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施佩尔就把他们找到日耳曼尼亚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德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电报向中央请示怎么办。不知基辛格和施佩尔是否商量过，基辛格找到我说：俄国问题，搞得这么僵，他们来了个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基辛格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德族干部、国防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东方总督区成立以后德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德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 “纪要”，德族干部要“电报”。问题解决不了，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俄国问题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上。

到了这个时候，施佩尔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小心安抚”。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俄国问题上，帝国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合作政权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我就问施佩尔，在斯拉夫地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总督专员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施密特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莫斯科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卡明斯基，莫斯科要提戈尔巴乔夫；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卡明斯基调到东方事务部下属政策研究室当主任，当时保卢斯堡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戈尔巴乔夫。在这种情况下，迪特里希·冯·绍肯出了个主意：卡舍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伦内调回去，又调施塔勒克去当总督副手。从此之后，莫斯科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作者：林雪珊 时间：2022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