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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由鄧曉萍主導實施的一系列以經濟為主的改革措施，即「對內改革，對外開放」。

歷史背景

1976年的懷仁堂事變後，改革派和強硬派發生了劇烈的衝突。強硬派拒絕實施自由市場，改革派（以鄧曉萍為首）和自由派（以胡耀邦為首）堅決實施自由市場。最後由於軍隊實力派葉劍英的支持，完成改革開放。

畸形兒

1978年初，鄧曉萍在葉劍英的支持下打倒了華聒楓，鄧曉萍決定進行資本主義經濟改革。通過藉助安徽省滁縣地區鳳陽縣小崗村講個笑話，小崗村現在轉回集體經濟了（笑）共產主義者狂喜黨組成員實行生產到戶，鄧曉萍等人開始取消原來的農村人民公社，建立了家庭聯產承包製，客觀事實上激發了農民積極性然而1976年後的農業產值大規模增長主要原因是肥料的大規模使用和種子改良（如雜交水稻）外加政府提高了收購糧食的價格，積極性的提高才是次要因素，增加糧食產量，但也有人認為此舉是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開始在中國進行復辟。1982年的第五次全國人大中，鄧曉萍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寫入憲法。維護了修正主義的腐朽統治（悲）

進一步改革

鄧曉萍在改革開放後開始開展「國企改制」（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但是這也造成官僚資產階級侵吞國有財產等亂象。與此同時，鄧曉萍、習仲勛在中國沿海建立了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的廈門四個經濟特區，吸引外國投資，進行進出口貿易。

九死一生，命懸一線

在鄧曉萍趙梓漾進行資產階級民主化改革的同時，1989年春夏之交，由於中共自由派領袖胡姚邦的逝世，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地區爆發了全國性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民主運動，史稱「六四事件」。六四事件後，強硬派以此為由向鄧曉萍發難，改革開放幾乎停滯。直到1992年鄧曉萍南巡，中國的改革開放才得以繼續進行。

政治改革失敗

江澤茗和胡婧桃時代，改革開放在經濟方面保持開放，經濟發展取得重大成就，但在政治上滑向了第三個方向——威權主義。習妡萍上任後在2018年進行修憲，改革開放在政治上徹底宣告失敗。

發展階段^[1]

1978-1992

這是中國資本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資本從無到有被召喚出來，並在全國範圍建立了統一的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和金融體系。

1978年之前，成為一個資本家去剝削工人不僅是可恥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開放之後，第一批資本家（最初還只是城鄉個體戶）就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1981年，一個問題在黨內引發激烈討論，社會主義制度下出現的私人僱工算不算剝削。爭論不休之下，最後給了一個似而非的結論，僱工不超過8人就不算剝削，超過8人就是剝削。但是資本的發展是迅猛的，8人的限制迅速就被打破。

1983年1月，中央對超出8人的僱工提出「三不」原則：「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於取締。」在這樣曖昧不清的環境中，資本迅速發展，資本家作為一個階級重新出現在華夏大地這片工農故土之上。

資本家在發家致富的同時，並沒有相應的社會地位。他們不能進人大、不能進政協、不能入黨，他們甚至對自己剝削工人而積攢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來都心裡沒底，畢竟，在十年前我黨還要沒收資本家的財產。

在城市中，工人階級還有鐵飯碗，而那些今天發家致富的資本家，昨天還只是返城沒有工作的知情、遊手好閒的二流子、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無產階級看不上的人。對這些發了財的資本家，無產階級在羨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兩個臭錢嗎，國家過兩天就給你沒收了。」

在農村里，第一批農民工已經出現。社會主義時期的社隊企業，在人民公社解體後改了個名字叫做「鄉鎮企業」，這些鄉鎮企業被承包給各種「能人」開始了資本化的發展。本地農民成了鄉鎮企業僱工主要的產業後備軍，這些農民除了從事農業生產外，還在自己所在鄉鎮的企業做兼職工作，他們同時從事工業和農業，顯著特徵就是「離土不離鄉」。

國家到底會不會沒收財產？是不是把資本家養肥了又宰掉？很多資本家自己心裡都沒底。為了給資本家安心，1987年，總設計師曾有一次講話，他意味深長的說，「現在我們國內人們議論僱工問題，我和好多同志談過，犯不着在這個問題上表現我們在『動』，可以再看幾年。」當然，為了減小阻力，總設計師又安慰那些還堅持傳統的老幹部說，「現在的僱工大致上只是小企業和農村已經承包的農民，僱工人數同全國一億多職工相比，數目很小。從全局看，這只不過是小小的一點。要動也容易，但是一動就好像政策又在變了。動還是要動，因為我們不搞兩極分化。但是，在什麼時候動，用什麼方法動，要研究。」然而，這一研究就是數十年。

1988年，在資本發展了將近十年之後，在資本家已經成為了一個新興的階級之後，在農民工重新出現之後，在城市工人尚在夢中仍能分房的時候，在大學生還是天之驕子能夠獲得國家幹部身份的時候，全國人大修憲了。私營經濟終於獲得了法律認可。

這是兩個時代轉軌的銜接點，從計劃到市場，從社會主義到資本體制，從勞動人民當家做主到資本家重回廟堂。

在這個銜接點上，資本家除了錢更多一點之外，他還沒有獲得相應的地位。他不僅不能入人大政協，就連他的子女進入大學的機會也比不上工農子弟，當然，更比不上國家幹部。下面這張圖就是其他社會群體子女進入大學的幾率與資本家群體的比值，1982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學的幾率是資本家的3.23倍，農民子女上大學的幾率是資本家的2.13倍。1990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學的幾率是資本家的10.78倍，農民子女上大學的幾率是資本家的6.22倍。

而這一切，在1992年之後，徹底改變了。

1992-2008

這是資本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南巡拉開了這個階段的帷幕，指明了資本發展的方向，終結了姓社姓資的討論，為資本重新躍馬揚鞭在華夏大地上縱橫馳騁掃清了障礙。

這個階段有多個標誌性事件，其中，1993年底奪去87個女工生命的致麗大火最讓人悲痛不已。這把火宣告着資本對勞工的統治重新建立起來了，自此之後數十年間，勞工只能在資本的鐵蹄下卑微地活着，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工價，極度寬鬆的招商環境，大量受過教育的工人，完善的建基設施，以及全行業的產業鏈，這一切，使得中國成了資本升值的天堂。資本快速的發展着。

1992年之前的資本，除了少數紅頂商人之外，多數就是個體戶和農村「能人」。1992年之後，大量體制內人員下海，大量國企幹部收購國企從管理層變為所有者。1997-1998的私企普查，幹部下海由於掌握更多社會資源，純利潤是平均數的1.9倍。

這個階段，大量灰色交易和違法行為出現，據戴建中估計，1989到1998年間，私企偷稅漏稅超過2700億元，大致占這些年間財政收入的5%。

老闆錢更多了，地位也更穩了。2001年七一講話提到，私營企業主等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工作，通過合法經營，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其他事業作出了貢獻。他們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幹部和解放軍指戰員團結在一起，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如果這些人「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鬥、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則應該將他們「吸收到黨內來」。從這一年開始，資本家得以加入共產黨，剝削者在黨的組織中也合法了。老闆們不僅僅能夠入黨，還滲入各級人大、政協參政議政。

越是大資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積極入黨，甚至本身就是黨員經商。《全國工商聯上規模民營企業調研分析報告》（2000~2014年）做過一次調查，基本情況如下表。

1、規模以上私營企業的所有者界定為大資本家。2、在中小企業主中，按照國家統計局的相關標準，將工業營業額不超過3000萬元和其他行業不超過1000萬元的企業擁有者界定小資本家。3、其餘為中型資本家。

在城市中，免費分房和福利醫療都沒了，國企改制終結了工人鐵飯碗的夢。在國企工人沒落的同時，新生代農民工成了無產階級的主體，特別是在我國加入WTO之後，農民工數量更是突飛猛進。2003-2008年，全國外出農民工每年增長600萬到800萬人。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為何物，不知免費醫療為何物，他們成長在改開的年代，工作在資本的工廠，從來都認為被剝削壓迫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這是一次重要的意義非凡的血液的替換，清洗掉了曾經的記憶，為資本進一步在意識形態上獲得統治地位打下基礎。

在農村中，小農經濟在短暫的復甦後開始出現問題，三農問題的焦慮成了上個世紀末集體的記憶。但是，農民問題在中國加入WTO後迅速讓位，因為農村中大部分青壯年流入城市，農村以這樣的方式逐步枯萎，農村問題以這樣的方式漸漸淡出人們的視線。

此時，資本家和工農子弟的差距終於拉開了。不論在財富上、地位上或者社會聲望上。資本已經完全合法，沒有人再討論僱工幾人才算剝削，剝削嘛，你不剝削，別人就剝削，剝削你是給你工作機會，你要感恩才是。2005年後，曾有人借國企管理層肆意MBO之際攻擊資本家，揭露他們那些見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們的原罪。但是主流輿論不理不睬，甚至有學者建議豁免所有資本家的原罪，因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資本家都有罪。

資本大踏步的前進，工農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資本與工農的中間，一個新興的群體出現了。這個群體是隨着中國城鎮化、資本全球化以及新興互聯網行業的出現而壯大的，他們以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為主。他們從事着法律、會計、金融、管理以及各種各樣的科研技術工作。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於在部門中占據管理職能，或者是掌握了較強的技術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於身處壟斷行業，能在資本剝削勞動力的體制中，比普通勞動者擁有更好的工作環境、更大的組織生產的權力，因而也能獲得更高的薪酬，這批人是新興小資產階級（教授、高中特級教師、部門經理、部分金融從業人員、大公司工程師、部分互聯網從業人員等等）。他們中的另一批人，從事着低端的技術工作或底層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僅僅比體力無產者稍多的薪水，這些人是典型的腦力無產者（外包程序員、金融行業底層人員、部門辦事員、中小學老師、公司技術員等等）。

在資本快速發展的時候，新興的小資產階級在高聲歡呼。他們詛咒那個計劃的時代，他們和主流一起歌頌這個冉冉興起的盛世，他們為資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動不已，肥得流油的資本總能滴下幾滴油餵飽他們不大的野心。

腦力無產者仍有希望上升為新興的小資產階級，他們和新興小資產階級在同一間辦公室辦公，在同一個餐桌吃飯，有着類似的背景，聊着相同的話題。因此，他們也具有類似的意識形態。他們崇尚競爭，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變命運，他們喝着老闆的雞湯、看着成功學的視頻、聽着馬雲的演講、暢想着美好的未來。

與資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結盟的新興小資產階級，以及被新興小資產階級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腦力無產者，構成了知乎等新媒體上最初的用戶群體。這個群體當然也在新興的知乎等媒體上，用符合資本要求的話語回答着、討論着各種問題。

2008至今

這是資本發展的第三個階段，這是資本盛極而衰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的初期，資產階級變得更強大了。中國資本依靠舉國體制和凱恩斯主義實現彎道超車，一舉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中國的壟斷資本更是一舉超過英德日法，成為全球第二，世界500強的數量從2007年的30個，飆升至2015年的106個。

資本家除了更有錢之外，還更深地進入社會管理領域。我們看第九屆（1998）和第十一屆（2008）全國人大代表構成，資產階級成了除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之外最大的群體。他們是由房地產商、工商業巨頭、互聯網貴族以及各地富豪構成的，他們是人們口中的大老闆、大富豪。他們僅占人口中的極少部分，但在全國人大代表中占比2成左右。至於表格中的專業人士群體，是由演藝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運動員、律所合伙人等所謂精英構成的，他們多數人事實上也是資本家。

在這個階段，農民作為一個階級在快速沒落。青壯年轉移使得農村成了993861部隊，即99重陽的老人，38婦女的女性，61兒童的小孩。當前農村中，純務農或以務農為主，多曾經在外打工數年，由於年齡等原因無法繼續打工才回鄉務農。按《當代中國階級階層變動》系列報告所述，純務農者，「他們中有67.91%的人曾是雇員或是工薪收入者，也就是打過工，最後才回歸到農村務農，大部分是年紀大了回到農村務農。」小農作為一個群體必然在市場經濟中消亡，這是難以避免的。

在這個階段，還有兩個重要的矛盾在快速發展，這對中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其一，中國資本的快速發展使得國內市場越來越狹窄了，過剩資本不斷對外輸出，2012年之後的再一次過剩加速了資本的輸出，從2014年起，中國成為了資本淨輸出國。而全世界的市場是有限的，中國輸出的資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老牌帝國主義產生競爭，導致這些國家的壟斷利潤下滑，這是美國壟斷資產階級不願意看到的。事實上，從2012年奧巴馬亞太再平衡戰略起，美國就明確了遏制中國資本的策略，這一方針在特朗普政府被公開化。

其二，工人階級自發的抗爭越來越多，在抗爭的推動下，他們實際工資有了一個快速增長的階段。這個階段大致是從2003-2015，其中2010年前後增長最快。這使得資本眼中的「成本」越來越高，低端產業的利潤越來越低。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在上述兩個矛盾的影響下發展得更快了，大規模的產能過剩使得中國GDP增長率從2013年開始斷崖式下滑，經濟進入了一個被稱為「新常態」的時期。為了保住經濟，我國分別在2009年和2014年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刺激政策，伴隨着刺激政策的深化，房價終於上天。

買了房的新興小資產階級仍然在歡呼着盛世，沒有買房的小資產階級以及廣大的腦力無產者開始望房興嘆。伴隨着利潤的下滑，資本對他們的壓榨似乎變得更重一些了，伴隨着房價的上漲，資本帶給他們的希望明顯變得更為渺茫。

2018年以來，內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飯的時候，那些明顯不關心社會話題的人，也開始談論社會問題，有些是因為彩禮引起的，有些是因為工資引起的，有些是因為房價引起的，有些是因為被優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為在資本的體制下生存的壓力引起的。

還是這麼一群人，還是在知乎等新媒體上面，曾經，他們為資本的發展鼓與呼，現在，他們開始自發地咒罵着資本。

而這群人有一個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備的特點，他們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教育中長大的。不論他們讀書的時候是否認可「階級」、「剝削」、「剩餘價值」這類概念及其內涵，他們都曾被廣泛地灌輸這類意識。當資本高速發展可以些許惠及他們的時候，他們拋棄了這些概念，當資本不再能給他們帶來希望而只會無情壓榨他們的時候，這些概念在他們的腦海中回歸了。他們開始用「資本家」稱呼企業家，用「剝削」描述企業家，用「階級」審視企業家。

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開始左轉，在網上自發地宣傳着曾經在課本上學得的知識，剝削，階級，資本家，剩餘價值。他們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開始自己花時間學習着各種課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識，毛選，馬恩選集，列寧的書，以及那些被忽視或掩蓋的歷史。

他們開始在網上論戰，論戰的對象是各種純色或雜色的小粉紅，各種精神或肉體的資本家，以及廣大的在他們看來尚未覺醒的勞動者，當然，還有那些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包裝起來的沙文主義者。

2020年突如其來的疫情把這一切又放大了，壓迫似乎又重了一點點，房價似乎還是那麼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穩定了，美好的生活顯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業家在幾十年的高速發展中培養出的傲慢和殘忍，一次次刺中他們的心。「996」是福報，商業是公益，企業家還要給自己設立節日，企業家還要提案成立兩年以內的企業不用遵守勞動法。

這一切都促發了知乎群體在2020年對資本家態度的急劇轉變。

然而，這個群體畢竟只是勞動者中人數較少的一部分，廣大的體力無產者還沒有那麼強的感受，他們本來工資就低，他們本來就不指望在大城市買房，他們本來就生活在底層，他們獲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們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們似乎還沒有多大變化。

但是，體力無產階級也在變化。工資趕不上物價，「2017年這個單間300塊，今年這個單間550塊」，「我下班還要打一份臨工，哪有時間休息」。他們的抱怨也多起來了。不僅如此，經濟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會失去收入，經濟危機在預演了。

2020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它是腦力無產者明顯左轉的一年（轉向批評資本主義），也是體力無產者明顯感受到危機的第一年。

風暴遠遠還沒來，但是腦力無產者的左轉釋放了一個明顯的信號，天邊已經聚起了幾朵烏雲，雷聲也若隱若現，敏銳的人甚至能看到那劃破夜空的幾道微弱的閃電，歷史的辯證法攜着天邊的風暴以不可抵擋的趨勢向我們奔來，而極少數敏銳的青年已經張開雙臂準備擁抱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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