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查“五·一六”」：修訂間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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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 | {{PRC}}{{中立性存疑}} | ||
清查“五·一六”指'''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 | |||
“五一六”兵团全称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是在文革时期从极“左”方面否定“文化大革命”。认为“文革”是“全国性的反革命政变”的组织。而清查五一六是指对67年首都一利用五·一六通知散发反对周恩来的传单的反革命阴谋集团进行清查的政治运动。 | “五一六”兵团全称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是在文革时期从极“左”方面否定“文化大革命”。认为“文革”是“全国性的反革命政变”的组织。而清查五一六是指对67年首都一利用五·一六通知散发反对周恩来的传单的反革命阴谋集团进行清查的政治运动。 | ||
==发端== | ==发端== | ||
1966年5月7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后，北京一些学校学生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成立了各自的”五·一六兵团“，之后合流成为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张贴反对周恩来的标语和大字报。他们还有一套独特的“理论”：“至今还隐藏在国家首脑机关掌握大权的刘邓代理人在统一指挥着这场全国性的反革命政变”，并认为“文化革命是二线向一线夺权”，因此他们要“向中央夺权”，“彻底革命”。<br/> | 1966年5月7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后，北京一些学校学生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成立了各自的”五·一六兵团“，之后合流成为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张贴反对周恩来的标语和大字报。他们还有一套独特的“理论”：“至今还隐藏在国家首脑机关掌握大权的刘邓代理人在统一指挥着这场全国性的反革命政变”，并认为“文化革命是二线向一线夺权”，因此他们要“向中央夺权”，“彻底革命”。<br/> | ||
组织成立后，他们把组织头目张建旗两个月前写的《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抄成大字报，公开贴在北京钢铁学院。大字报称周恩来是“二月黑风的总后台”、“搞资本主义复辟”。<br/> | 组织成立后，他们把组织头目张建旗两个月前写的《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抄成大字报，公开贴在北京钢铁学院。大字报称周恩来是“二月黑风的总后台”、“搞资本主义复辟”。<br/> | ||
与此同时，北京农业大学也出现了一个公开“炮打”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一些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声称要揪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北京外国语学院“五·一六兵团”抛出大字报《戳穿一个大阴谋》，说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之后这些反周的兵团合流，成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 与此同时，北京农业大学也出现了一个公开“炮打”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一些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声称要揪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北京外国语学院“五·一六兵团”抛出大字报《戳穿一个大阴谋》，说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之后这些反周的兵团合流，成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 ||
==开揪一小撮== | ==开揪一小撮== | ||
1967年8月9日，“五·一六”开展了一个所谓“八·九战役”，他们派出一大批人员，在凌晨的时候，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周传单，涂写反周标语。这些传单和标语均署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此后“中央文革”不得不派出陈伯达等人出面表示：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彪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br/> | 1967年8月9日，“五·一六”开展了一个所谓“八·九战役”，他们派出一大批人员，在凌晨的时候，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周传单，涂写反周标语。这些传单和标语均署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此后“中央文革”不得不派出陈伯达等人出面表示：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彪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b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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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在全国开展了长达数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然而林彪、江青等人利用打击“五·一六”的指示大做文章，极力把清查“五·一六”运动推向全国，搞扩大化，以证明反周恩来的人很多，为他们以后的“倒周”制造影响并打下基础，扩大化也扩大到了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身上。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有的地方将一些平日“有问题”的人扣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把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已被隔离审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混在一起，都说成是“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br/> | 1970年，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在全国开展了长达数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然而林彪、江青等人利用打击“五·一六”的指示大做文章，极力把清查“五·一六”运动推向全国，搞扩大化，以证明反周恩来的人很多，为他们以后的“倒周”制造影响并打下基础，扩大化也扩大到了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身上。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有的地方将一些平日“有问题”的人扣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把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已被隔离审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混在一起，都说成是“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br/> | ||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 ，进一步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10月，毛泽东作出批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外语学院。” |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 ，进一步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10月，毛泽东作出批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外语学院。” | ||
==清查与结束== | ==清查与结束== | ||
1971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专案联合小组以吴德为组长，李震为副组长，组员有13人。《决定》指出：在清查过程中“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此后，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更加“深化”。<br/> | 1971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专案联合小组以吴德为组长，李震为副组长，组员有13人。《决定》指出：在清查过程中“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此后，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更加“深化”。<br/> | ||
这场清查运动一直持续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之后不了了之。清查运动严重扩大化，清查成了打击异己分子的一种手段，并演变为全国性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成千上万的干部、学生被隔离审查，甚至被迫害致死。<br/> | 这场清查运动一直持续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之后不了了之。清查运动严重扩大化，清查成了打击异己分子的一种手段，并演变为全国性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成千上万的干部、学生被隔离审查，甚至被迫害致死。<br/> | ||
这场运动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时才结束 | 这场运动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时才结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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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21年9月8日 (三) 01:15 的最新修訂
清查「五·一六」指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運動。
「五一六」兵團全稱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是在文革時期從極「左」方面否定「文化大革命」。認為「文革」是「全國性的反革命政變」的組織。而清查五一六是指對67年首都一利用五·一六通知散發反對周恩來的傳單的反革命陰謀集團進行清查的政治運動。
發端[編輯 | 編輯原始碼]
1966年5月7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五·一六通知》後，北京一些學校學生打著貫徹這個《通知》的旗號，成立了各自的」五·一六兵團「，之後合流成為了「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他們的主要活動是張貼反對周恩來的標語和大字報。他們還有一套獨特的「理論」：「至今還隱藏在國家首腦機關掌握大權的劉鄧代理人在統一指揮著這場全國性的反革命政變」，並認為「文化革命是二線向一線奪權」，因此他們要「向中央奪權」，「徹底革命」。
組織成立後，他們把組織頭目張建旗兩個月前寫的《給周總理的一封公開信》抄成大字報，公開貼在北京鋼鐵學院。大字報稱周恩來是「二月黑風的總後台」、「搞資本主義復辟」。
與此同時，北京農業大學也出現了一個公開「炮打」周恩來的「五·一六兵團」。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以張光武為首的一些人公開發錶針對周恩來的「開炮聲明」，聲稱要揪出新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北京外國語學院「五·一六兵團」拋出大字報《戳穿一個大陰謀》，說周恩來是「反革命兩面派」。之後這些反周的兵團合流，成為「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
開揪一小撮[編輯 | 編輯原始碼]
1967年8月9日，「五·一六」開展了一個所謂「八·九戰役」，他們派出一大批人員，在凌晨的時候，到北京動物園、甘家口商場、西四丁字街等處大量散發、張貼反周傳單，塗寫反周標語。這些傳單和標語均署名「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此後「中央文革」不得不派出陳伯達等人出面表示：周總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彪之下總管事務的參謀，反對周總理是嚴重的政治問題」。
與此同時，當時發生幾件重要的事情，一件是《紅旗》雜誌刊發了經關鋒審定的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社論提出：「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揭露出來。」第二件是，「中央文革」成員王力發表了直接針對周恩來的「八·七講話」，號召外交部的造反派奪權。
王力、關鋒、戚本禹同「五·一六」的目標是一致的，即都把矛頭指向周恩來和一大批老幹部。當時各級黨政機關處於癱瘓狀態，唯一能對造反派組織發號施令的是中央文革，「五·一六」兵團之所以毫無顧忌反周恩來，顯然與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的縱容、支持不無關係。
1967年戚本禹公開說：毛主席司令部只有五個人，這五個人是主席、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公然把周恩來排除在「毛主席司令部」之外，而這也顯然是毛澤東不能容忍的，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整「黨內走資派」，而不是要打倒所有的老幹部。之後王、關、戚被當成「五·一六兵團」後台抓起來。不久，毛澤東向造反派發出號召：革命的學生要團結共同打垮反革命陰謀集團「五·一六」。此後全國1400多個造反派組織兩萬多人，在北京鋼鐵學院召開「徹底砸爛反動組織『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團』大會」，張建旗等五個「五·一六」頭目被揪出示眾。
1967年9月8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中加了一段話：「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採用了這個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颳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組織。應予以徹底揭露。」「這個反革命組織的目的是兩個，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以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公開在報刊上提出要在全國徹底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
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陳伯達（後被列為「五一六」陰謀集團的操縱者）任組長，公安部副部長李震為辦公室主任，謝富治、吳法憲為領導小組成員。
1970年，經毛澤東批示，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在全國開展了長達數年的清查「五·一六」運動。然而林彪、江青等人利用打擊「五·一六」的指示大做文章，極力把清查「五·一六」運動推向全國，搞擴大化，以證明反周恩來的人很多，為他們以後的「倒周」製造影響並打下基礎，擴大化也擴大到了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身上。在極「左」路線的指導下，有的地方將一些平日「有問題」的人扣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把肖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已被隔離審查的王力、關鋒、戚本禹混在一起，都說成是「五·一六」陰謀集團的操縱者。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 ，進一步在全國大規模地開展清查「五一六」運動。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通知說：「國內外階級敵人同我們的鬥爭是很複雜的，反革命秘密組織決不是只有一個『五·一六』」，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10月，毛澤東作出批示：「『五一六』問題不能一風吹，有些單位已經一風吹了，例如外語學院。」
清查與結束[編輯 | 編輯原始碼]
1971年2月8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建立『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專案聯合小組以吳德為組長，李震為副組長，組員有13人。《決定》指出：在清查過程中「要防止擴大化，又不要一風吹」。此後，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更加「深化」。
這場清查運動一直持續到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之後不了了之。清查運動嚴重擴大化，清查成了打擊異己分子的一種手段，並演變為全國性群眾組織之間的大混戰，成千上萬的幹部、學生被隔離審查，甚至被迫害致死。
這場運動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時才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