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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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逆流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场围绕着军队领导权的夺权斗争。

开端

歪曲军委八条，镇压革命群众

“八条命令”颁布后，叶剑英根据“命令”，先后处理了成都、青海、新疆、南京、内蒙、甘肃、广州等地军事机关和领导干部与“造反派”的矛盾问题。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发生流血事件。  从一月十七日开始，石河子市先后有七个单位的造反派冲击了武装部门，有八个单位的造反团接管了武装部门管辖的通讯总机。 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毛纺厂等八个单位的造反派与汽车二团、独立团发生武装冲突，共打死 24 人，打伤 74 人。（即新疆石河子事件）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被蒙蔽的群众。”这里是中央文革小组不加调查妄下结论引发的事件，被湖南军区利用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中央军委转发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最近，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对福州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进行造谣诬蔑、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军事机关，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两次冲进会场非法夺取大会领导权，破坏会场设备，二十六日冲击军事指挥机关，三十日仍然有人明知故犯，乱抓军队干部进行斗争，实行体罚，侮辱人格等

等。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应当受到纪律制裁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军委碰头会议转移到西山，在叶剑英主持下继续开会。 叶剑英说：“军委命令本来是九条，拿到中央文革讨论，他们把党委领导，不成立战斗组织的一条内容删掉了。这些问题同他们就是讲不通，免不了还有一场争论！军队机关如果允许成立战斗组织，不就是允许夺权吗？这个问题要进行辩论！”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中央军委规定 
一，海军，空军，飞行航校，各军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 
二，海军舰队，机关和各军区，空军领导机关暂不搞四大，什么时间，另行通知。 
                                                  望各单位遵照执行。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叶剑英又和聂荣臻研究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叶剑英在军委碰

头会上说：“本来八条一个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又搞了个七条，这些都是我们斗争来的！” 七条规定的内容是：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基地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绝对不准任何人，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取消各种文化大革命战斗组织；对干部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制止昆明各军事学校机关冲击军区通知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叶剑英批发中央军委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的公开信。信中说：“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人民解放军。 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二月十八日，成都军区把这封信先在成都地区后在全国用飞机散发开来。 成都军区抓了数万人。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中央军委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通知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经全军文革小组同意，武汉军区党委发表《严正声明》，批判武汉市“三钢”、“三新”等造反派二月八日在长江日报发表的《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形势的声明》（即大名鼎鼎的“二八声明”）。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抓了三钢、三新派的一批头头和骨干。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钢工总”

及其所属组织。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叶剑英亲自打电话向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询问“青海事件”发生过程，并对他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这里发生了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欺上瞒下强夺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军权，党权，并屠杀群众的事件，笔者日后会新建一个条目详细讲述） 发生类似事件的还有广东、内蒙古、安徽、河南、西藏等省

初次交锋

（以下是笔者修改前几位老帅和老人的表演） 聂荣臻愤概的说：“小人得志，欲壑难填，他们今天敢夺地方的权，明天就敢夺军队的权，用不了多久，我们也会像彭德怀、贺龙一样，被人家打翻在地。”
叶剑英豪放的笑道：“自古三军易摧，帅志难夺，我们还斗不过那帮书生？！”

几位老帅决定不能再沉默，集中到一起。陈毅满面怒容的说：“他们以为没人敢碰，越发随心所欲，无法无天了。”叶剑英愤愤的骂到：“中央文革是一帮什么东西！，像群疯子，为所欲为，为啥就没人管一管？”谭震林气愤的说：“我们这些老家伙再不出来说话，谁个出来说话？”陈毅诚恳的说：“谭老板，你就带个头，你在井冈山就和毛主席在一起，你说话最有分量。”谭震林果断的说：“我豁出去也要同他们斗一斗。”徐向前大声说：“我支持你。”聂荣臻稳重而慷慨的说：“我们这些共产党员，难道还不敢为党直言，为国排难？”斗争趋向高潮。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谭震林陈毅给周恩来的两封信

〖两封信写于六日至八日之间〗 
总理： 
我们建议把叶飞、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等同志调到北京来，一方面可以打通思想，另方面也可使他们身体得到休息。 
                                                                                   震林、陈毅 
总理： 
建议把下列同志调来北京，如张平化、张体学、韦国清、霍士廉、陈丕显、刘子厚。一方面可以打通思想，一方面使之休息一下。 
                                                                            陈毅、震林、先念、富春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毛泽东对《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稿的批语 
 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总结经验，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 
各军区、各军兵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在支持真正的（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已经遇到各种复杂情况，以至发生武装冲突事件（如新疆、内蒙）。因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对徒手的群众，不管属于哪一派，都不能开枪。 （二）对徒手的保守派、右派、反革命派，可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在必要时，可以逮捕他们的头目，但不要开枪。 （三）略 （四）对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等现行反革命分子，确实查明无误者，如敌人拒捕、顽抗和武装暴乱，在说服无效时，可开枪镇压。 （五）要相信，即使是反革命组织，大多数群众仍然是好的，是可以教育争取的，坏人只是少数个别分子。 （六）要沉着应战，即使有几万人向我军示威、包围、冲击、打人、抓人、侮辱人，也不要紧。若不沉着，怕字当头，就是大错。 以上规定，大部分要向全军指战员认真进行宣传教育。 但第三条（诱敌深入、迂回包围）只能临战时下达，事先必须保密。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叶剑英、陈毅、徐向前三人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接见 叶剑英在会见时说：处理党内的一些问题，总要经过一些合法的程序才行。现在中央该项小组的权力太大，他们一两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有些不妥当呀。许多老同志对此有反映，我多少做了些工作可很难有充足的理由。比如处理陶铸的问题，当初他出任中央宣传部长担任中央文革的顾问，我就有看法，认为他不适宜这个职务。但他毕竟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当选的政治局常委，名次排在陈伯达之前的呀。不经任何手续，只是由陈伯达，还有江青同志的一次讲话就把他打倒了，总得经过一定的程序才好嘛，尽管他该撤。 
毛泽东说：这事没和你商量过？ 
叶剑英说：没有。对此老同志很不理解。不但我不知道，当谭震林、李先念、

陈毅他们问李富春时，他也不知道，说没讨论过。

毛泽东说：这就是他们的不对了。如此重大的事情需要商量嘛。他们应该把问题提到一定的会议上来决定。不过，陶铸同志很难保住啊。据一些材料证明，

他历史上有叛变投敌行为。我们党有过这样的规定，遇到处理叛徒和现行破坏问题时，我们的赏都有权力采取紧急措施。 叶剑英说：许多问题我也不清楚。谭震林、陈毅他们说，如果开了中央文革小组随意宣布打倒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正政治局委员的行使其他人的政治生命岂不是更无保障了吗？主席啊，大家的这种安全感还是应该保障的，不然没法安心工作。

毛泽东说：中央文革小组有缺点和错误完全可以提。但不能像刘少奇那样肆意攻击。他和一些省市负责人说，十一全会以后是中央文革执行了反动路线，这个话是颠倒黑白。 
叶剑英说：刘少奇那种恶意攻击，我们当然不能客气。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有些同志也不能把大多数的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推到刘少奇那一边去。我们之所以能坐下来安心搞内部问题，屐文化大革命，不全凭解放军镇守边关吗？ 
毛泽东说：这个观点我赞成。军队要稳住，一定不能乱。革命造反派夺权，一是要有领导干部，二是要有人民解放军参加。没有这两条，他们夺不了权，即使夺了，也巩固不住。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林彪、周恩来等人出席。 
毛泽东说： 今天专门谈谈中央文革小组的事。 前几天我说过，中央文革实际上代替了书记处，你陈伯达就成了总书记了。你的官越做越大了，说话也是金口玉言，怎么能说是小小老百姓呢？难道还嫌你的官职小吗？ 
叶剑英说：有些人言行不一，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根本不把毛主席的指示放在眼里。 
李富春说：我看也是这样。别看有些人把毛主席捧得很高，实际上对主席的话各取所需，对他们不利的东西并不执行。这个现象如果不纠正，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就不能搞好。 
陈伯达说：请剑英、富春同志说具体点！ 
毛泽东说：我看你陈伯达就有这种表现！如果说具体些，这两个多月来的行为就足够了。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你当我真的不知道？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如果不扯到你个人的事，你从来不找我！上个月群众大会上，你一个常委打倒了另一个常委，还说是小小老百姓，我看那都是唬人的。 
江青说：事情要一分为二，许多事情比如打倒陶铸的事，并不能都推到陈伯达身上。 
毛泽东说：是不能光怨伯达，还有你！你这个江青呀，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有谁？我看只有你自己！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干的。我

看了一月四日你们接见中宣部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讲话记录，别人都没说话，就是陈伯达讲话，还有你的插话。你们一点民主集中制都没有！ 江青说：陶铸干了那么多的坏事，就是没人管，我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就是要革命。谁不让我革命，我就造谁的反。主席，你不让我革命，我也要造你 的反。

毛泽东说：我不是赵老太爷，怎能不让你革命？我批评你是从组织纪律上指出你的错误。革命不能你一个人单枪匹马冲锋陷阵，群众呢？党的领导呢？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重大事情从不向我报告。还是对我实行封锁。只有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你们几个就不是这样了。总想对我瞒着什么。这种风气要改变，改变不了就要出修正主义。这个问题我已讲过多次，就是没有实行起来。我看中央文革小组要开会，好好批评一下陈伯达和江青。王力，你通知春桥、文元，让他们回北京专门开这个会。除了小组内部的人外，其他人先莫介入。陈伯达、江青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或者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批评，在别的地方一律不准议论否则就是违反纪律。 
李富春说：主席今天讲得很好，说出了我们想说而又不便说的话。 
叶剑英说：不是不便说，而是不敢说。中央文革已经成了老虎的屁股，谁也措不得。稍微给他们提点意见就要砸烂狗头，就要千刀万剐，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盖来。像这样，谁还敢讲话？ 
毛泽东说：偏要讲，你们就来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嘛。怕什么，还能不给饭吃？共产党是不兴饿人的。只要给饭吃，照样要革命。我看，在我这里召开的会议范围要扩大，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谢富治要参加，中央文革的那几个秀才如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也要参加。 
周恩来说：是不是叶群、杨成武、萧华同志也参加的好？
江青说：萧华不能参加！群众对他的意见相当大，总要考虑到造反派的情绪嘛。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下午，在中央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拍着桌子说：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徐向前、聂荣臻也相继发言。 
叶剑英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

能不要军队吗？”

陈伯达说：“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关锋说：“要这样讲，我还有许多话要说哩！” 
周恩来说：“今天的议程上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

说。”

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当天晚上，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了白天的争论，毛泽东说：“此事我已经知道了，你说的（关于上海公社的问题）对。”                                                                         

大闹怀仁堂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订日程： （一）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二）讨论文件（包括运动中的政策规定等共六件）。

会议还未正式开始讨论。 
谭震林对周恩来说：研究经济问题不能忽视管生产的干部。现在许多业务干部都打倒了，我们还怎么抓生产？ 
谭震林接着对张春桥说；比如上海的陈丕显同志，他有什么问题，你们揪住不放？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都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我请春桥同志回去保一下丕显同志，把他解放出来。 
张春桥说：群众不答应呵！这些事都要和群众商量啊，我们都得尊重群众意见嘛，他来不来北京，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

是形而上学！

张春桥说：依靠群众这是毛主席的教导。 
谭震林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张春桥说：话不能这么说。你只看到这些干部参加革命、根红苗正的一面，没看到他们后来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一面。陈丕显家的扶手连我们去了还用紫外线消毒，更别提普通群众了。批判他是帮助，怎么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说：这叫什么问题？就算老干部有缺点，他们的子弟有什么问题？为

什么也挨整？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 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张春桥说：不是，而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谭震林说：你歪曲！ 
张春桥说：像你这种思想，起码应该批判即使我们想保你，广大群众也不会

答应！

谭震林说：你所谓的群众，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是什么东西？不就是你

们的打手吗！他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 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今天会上 我敢打保票，曹狄秋、陈丕显、谭启龙、江渭清、江华这些人没问题。你们把他 们打倒是迫害老干部。江华一家子死了大半，这叫什么革命？

陈毅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我

看不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

张春桥说：这是翻历史的案。陈毅同志，你要对这话负责。 
谭震林说：别来这一套！错不错有事实为证。你们整我不就是说我捕了几条鱼吗？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谢富治说：这就不对了嘛。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说：你不要和稀泥。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谢富治说：你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是不跟毛主席走的问题。 
谭震林说：我一生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我不应该活到今天；第二，不应该跟着毛泽东干革命；第三，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该革命，不该跟了毛主席四十年，从四十一年起我不跟了，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谭震林站起来，拿了文件，穿了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 周恩来拍着桌子说：你给我回来！谭震林，你好大的胆子。有什么话好当面

讲，干什么就要走！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

谭震林说：我就要和他们斗，我还有三千御林军哪。 
陈毅说：谭老板，你不要走，留下来就是要跟他们斗！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说：这些家伙们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过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延安整风就是错误的！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多少人！现在有人还背着包袱，连周总理都挨了整。除了整人还能干什么？就是靠整人起家的嘛！ 
周恩来说：“延安整风还要肯定”。 
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财富。对犯错误的干部为什么要一棍子打死？要治病救人嘛！不能动不动就打倒！照这样下去，人身安全还怎么保障？还怎么做工作？ 
余秋里拍桌子说：许多干部都揪出来斗，这样残酷对待干部，照这样下去，下次再揪，我就不去，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去吧！怎么行？ 
谢富治不断插话说：中央文革从来没有说过要整全体老干部，对在座的老同志他们都是要保的嘛。 
李先念说：你不要和稀泥好不好。现在可以说是全国范围内都在搞大逼供信了。不但老干部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会是反革命吗？ 
聂荣臻说：对干部子女采取关监的办法，是不教而诛。毛主席在八条命令中特别加了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如果父母不教育，责任就在父母。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不能因为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说：考虑问题不要从个人利益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说：我不是为自己哭，是为全体老干部哭，为我们这个党哭！ 
李先念说：迫害老干部是什么全局？毛主席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我看有些人要打倒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陈毅说：他们不把老干部斩尽杀绝是不死心的！ 
叶剑英、徐向前说：连国民党没有达到的目的，他们达到了！ 
周恩来说：你们说打倒老干部有什么根据。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都给我说清楚！ 
李先念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号召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全国就乱了。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这样做就是错误的。 
周恩来问康生：《红旗》第十三期社论你看了吗？（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在人民日报刊登）
康生说：我没看。 
周恩来说；起草这么重大的社论，为什么常委没有研究？为什么我也不清楚，

你们谁起草的？

陈伯达说：我不清楚。 
周恩来说：今后写这种文章要事先给我们看一看，征求一下意见。 
	陈毅说：不但红旗十三期社论有问题，就连林彪同志去年国庆节的讲话也有问题。什么叫反对革命的路线？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广大干部，我看林彪同志也要负责任。（注：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说：毛主席早就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叶剑英说：我搞了这么多年的革命，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串连。大串连把正常的革命和生产都搞乱了。这种干法本身就有毛病，我根本不赞成。 
徐向前说：中央文革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指示也不正确，使人民军队失控。（注：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周恩来说：这是党的会议，当面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下去绝对不能犯自由主义，不能搞小动作。同志们都要顾全大局，不能作损害党的任何事。好，散会。 
会议不欢而散。

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无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写一份《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材料。

江青说：“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 
当即安排张春桥、姚文元等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听了他们的汇报后说：党章上大概没有规定这么一条：党报党刊的社论要常委审查吧？。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谭震林给林彪的一封信： 
昨天碰头会议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上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对于这些的错误批评过吗，只批评陶铸，其他人都未批评，而且，批评陶铸为时很短，根本不给人改过的机会。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群丑图》出笼后，上海、北京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这些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林彪将此信送毛泽东阅，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毛泽东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深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

在怀仁堂上闹事的这些人：

毛泽东说： 
我听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上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

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作了大量的工 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作了大量的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你们为什么不放一声。 
（对周恩来说）会议是你主持的吧？ 
周恩来说： 是我，我没有主持好会议，我有责任。 
毛泽东说： 你们在怀仁堂会议上联合起来，搞突然袭击，向中央文革发难，向中央发难，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也是赞成的，我没有看见你们谁投过反对票，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真的发动起来之后，你们又反对它？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周恩来说： 主席，不要生气，注意保重身体，都怨我没把事情处理好，要批评就批评我！
毛泽东说： 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中央文革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请美国、苏联一起来。你们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 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 
周恩来说： 主席，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这样不好嘛。同志们的出发点绝不是这样的。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个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也作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说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也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作检查。 
康生说： 你们看到了吧，我们毛主席义愤了，发怒了，毛主席是发无产阶级之怒！ 
谢富治说： 他们大闹怀仁堂的时候，我就劝谭震林、陈毅同志不要闹，不要发难，他们不听，他们把中央文革的忍让当作了软弱可欺，真正是岂有此理！ 
叶群说： 刘少奇、邓小平之流还不敢如此猖狂，他们比刘、邓、陶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泽东说： 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

准备，我们一起对付各种可能。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 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党答应么？

周恩来说： 
我们一定要严肃批评他们几个同志的错误，让他们作检查。 
毛泽东说：他们根本不认错嘛！恩来同志，我提议这件事要认真地开会讨论，一次不行

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说罢，毛泽东愤然离开会场。 
周恩来说： 
今天我的心情很不好受，很难过，由于我自己没有主持好会，使怀仁堂会议

发生了这样的偏差，让主席发火了，给主席的思想和心理造成了这么大的负担， 我感到很内疚，很内疚啊！

叶剑英说： 
我也得检讨，我们下去后都帮助谭震林、陈毅、徐向前检讨，让他们赶紧向

毛主席认错，请主席消消气，不要把这事挂在心上。

康生说：不那么简单。现在的情况充分证明，谭、陈、徐还有其他人在怀仁

堂的活动是想搞政变嘛，完全是一场未遂的政变。

李先念说：总理，我们得研究一下如何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开好帮助他们的会议，不然没法向全党交待呀。 
叶剑英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得听毛主席的话，现在中央弄得乱轰轰的，不但下面的同志没法工作，我们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谢富治说：问题的关键是你们中的一些人不听毛主席的话，而是代表着被打倒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利益讲话，你们的屁股坐歪

了，人民群众不答应，要求批判你们。这能把工作搞好吗？

李富春说：怀仁堂的会议总理没有多大责任。主要是我的责任。我是总理指定的几位副总理的小组长，主席批评伯达、江青的指示是我捅出去的，所以大部

分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叶群说：我看现在不是谁先负什么责任的问题，林副主席始终认为右倾是最大危险。不反右，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不能保卫，所以主席刚才讲的非常明确，

首先是批判谭、陈、徐，不把他们批倒批臭，什么也谈不上。

康生说：叶群同志说得对！ 
周恩来说：我们很快就召开对他们三人的批评会。为了把会开好，我建议我们在坐的同志都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认识错误。陈毅同志由我来谈话。

谭震林同志由李先念和谢富治同志来做。剑英、先念和富治你们三人再做徐向前同志的工作。批评他们要严厉，不能姑息迁就，要把主席对他们的批评原原本本传达给他们，使他们受到震动。一定要注意，防止他们出现对立情绪，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这是格外要警惕的。

会议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由周恩来主持政治局生活会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 
毛泽东在卧室里说：你们就照总理讲的办！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周恩来与陈毅谈话 
陈毅说：真没有想到主席会得出这样的！我们是在党的生活会上提意见，这可不是搞阴谋呀！我不怕，大不了成为刘少奇！他们不就是让我低头写检查吗？为了大局，我写检查。我真没有想到，江青还有这么大的能耐，竟使整个中国都按她的意志转起来了。没想到，说了几句心里话，竟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谢富治、李先念与谭震林谈话 
谭震林说：林副主席应该站出来替我说说话嘛，	我谭震林革命四十多年，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毛主席！我好糊涂啊！我错误地理解了毛主席批评伯达和江青的指示，以为下一步是反左，没想到反来反去，反到自己头上了，我太糊涂了，我对不起毛主席啊。	谁说我不写检查来，我写也是向毛主席写，不能向其他人写。我三天之内就可以交卷。 

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叶剑英、李先念与徐向前谈话

徐向前说：我如果是张国焘的人，旱在长征时期就跟他走了，还等到现在干什么？请你们汇报主席，我就是说了那么些话，要杀要剐随便，我不在乎。反正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能活这么大，我早已心满意足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市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宣布：上海市临时权力机构正式定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八日，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对“三老”、“四帅”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进行了批评和驳斥。这次会议印发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份由谭震林等人提出的要把所有的干部都放到火里烧的文件（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份，由陶铸亲自抓，李富春亲自主持，谭震林等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主张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要烧。文件出来以后，送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认为这样做打击面太宽了。把文件退了回去。周恩来阅后又送到中央文革，他在上面批示：我看这个文件很好，请文革小组同志阅后送主席。值班的关锋认为：这个文件不好。王力、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也同意关锋的意见。由这五个署名的文件，经过江青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没有批字，退给了文革小组。）还印发了徐向前等人提出的在连队搞“四大”、“揪军内一小撮”的一些文件。
二月二十六日，是会议最紧张的一次。 
康生说：二月十六日，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同志大闹怀仁堂，实际上代表着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社会上不甘心灭亡的牛鬼蛇神的利益。是一股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你们是疯狂反对文化大革命，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毛主席发怒了，这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进而又否定二十五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否定解放战争的胜利……现在要翻这个案，矛头指向谁，不十分清楚吗？你们污蔑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心目中还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要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反毛主席吗？那绝对做不到，我要和你们奉陪到底！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个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江青说：说我是武则天，武则天怎的，她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女政治家，我就是要学她。武则天使唐朝出现太平盛世的政治局面这有什么不好？你陈老总，仗着自己资格老，地位高，功劳大，疯狂地攻击文化大革命，那是痴心妄想。文化大革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顺者昌，逆者亡，谁想反对它，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要猛击你一掌，你再不悬崖勒马，顽固不化，那只能是死路一条。你们实行打击一大片干部的路线，甚至不惜把这些嫁祸于中央文革，挑动军队和中央文革对立，制造混乱，瘫痪国家政府机关，你们安的什么心！你们藉口保护老干部，实际是死保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你们藉口保护高干子弟，实质上否定红卫兵，为联动翻案。你陈老总还想否定毛主席领导的延安整风！ 
陈毅说：江青同志，我没有否定延安整风！ 
江青说：陈老总，你别说话不算数！ 
陈毅说：不，我没有说过那个话！ 
叶剑英说：我不知道中央文革是怎样向主席汇报的，我认为向主席汇报我们的言论，应该经过核对材料，以防汇报错，甚至走了原样，歪曲了本来意思。 
陈毅说：是应该核对一下，我要求核对材料。
 周恩来要王力念材料：陈毅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大有人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赫鲁晓夫还不是起劲地拥护斯大林，到后来赫鲁晓夫是什么人难道还不明显吗？刘少奇在延安时不是也大唱毛主席的赞歌吗？到后来又怎么样呢？你别看现在有人拥护毛主席，将来你们就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了。 
陈毅说：这段话我不记得说过请给我删掉吧，我好像没说。 
周恩来说：不要改了，陈老总你的确是这么说的，我们几个人听得明明白白的，不要改了。 
谢富治说：怀仁堂的这场斗争不是孤立的。在京西宾馆会议上，你们就跳出来，反对江青同志，阴谋夺军权。这次，你们又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那次只是军队几个，这次你们阵容扩大了，又把几位副总理也联合上了。你们的用心很狠毒，是想搞垮中央文革使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夭折。讲过的话可以不认帐，这说明了他们心中有鬼嘛。你谭震林口口声声说你没反文化大革命，但在农林口，你亲自扶植保守势力，搞假联合，制造了一，一七假夺权、真复辟的反革命事件。然后疯狂镇压造反派，大搞反攻倒算。这不正说明你们心中有鬼吗？ 
陈伯达说：同志们，有一个重要问题，应该引起注意，就是他们反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因为社论提出了路线斗争，提出了要打倒走资派，他们心虚害怕了。不是有人说不晓得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现在我再一次告诉你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就是镇压群众，就是压制革命派起来向资产阶级造反。在青海，有个副司令员叫赵永夫，大搞反革命的夺权，他非法拘禁青海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操纵保守势力，冲击已经被革命派夺了权的青海日报，对青海八一八革命派事先残酷镇压和大规模逮捕，制造了二月二十三日的事件。这件事是谁支持的？ 
叶剑英说：是我。我支持赵永夫，称赞他们打得好！我是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的！ 
江青问：什么命令？谁的命令？ 
叶剑英说：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嘛。这个命令是毛主席批准照发的。授予了军队在遭到右派分子的冲击时，可以开枪
江青说：你这是镇压革命派！现在四川李井泉的死党，出动飞机散发传单，制造所谓二月镇反运动，你也知道吗？ 
叶剑英说：是我批发了在四川散发的中央军委二月十六日公开信，我主张镇压一切敢于冲击军队的反革命分子，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统统取缔。 
江青说：他们开枪打死的红卫兵中还有不满十八的孩子！就凭这一点，说你们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点儿也不委曲你们！ 
周恩来说；很快，我们再召集一次部队军以上的干部会，专门研究一下军队支左中的问题，解决各地发生的情况。 
关锋说：在内蒙，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之流，打击革命干部，迫害革命群众的材料也很怵目惊心，当然，青海、四川的问题就更典型了。现在问题很清楚

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逆流不是偶然的，不是个别的，而是自上而下的，是有后台的，有背景的。总后台就在上头。有摇羽毛扇出谋划策的，有在前台冲锋陷阵的，军委一伙，国务院一伙，这次，这两类人都上阵了，是联合行动。

谢富治说：这次怀仁堂事件，是军委和国务院的两股势力的总合流，这两股势力中，还有挂帅人物。 
江青说：叶剑英在京西宾馆气焰嚣张，又是拍桌子，又叫着号，你这是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有什么话都摆在桌子上，不搞背后动作，这是我的脾气。 
叶剑英说：发火，拍桌子，这都是事实，这是我的习惯，改不了啦！ 
周恩来说：难道你只是脾气、习惯吗？你的女儿已经向中央文革作了揭发。有人同她说过，你在京西拍桌子就是对着中央文革小组，对着江青同志的。当时叶群、春桥同志也在场。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认错呢？难道对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你们就都无动于衷吗？什么错都不认，对你们有什么好处？错了又有什么要紧，检讨了就好嘛！ 
李富春说：我是总理指定的国务院副总理小组的组长，毛主席批评陈伯达、江青二位同志的指示是我向其他副总理传达的，如果传达错了，一切罪名我来顶，其他同志没有责任。对中央文革的许多作法，大家不满意，有看法，许多议论都是在我家里说的。 
周恩来说：你做的结果是发展到这一步，使主席非常生气。你们都没有吃透主席的思想，都是凭着自己的脑袋想当然，这样还能不犯错误吗？中央文革就那么几个人，管理国这么多事，作了那么多好事，即使出一点偏差有什么大惊小怪？你们就兴灾乐祸！这就导致你们要犯错误。当然我也有错误，也应该检讨。对二月十六日的会议我没有及时地引导好，这是不可原谅的。事后我也没有及时向主席汇报，没有把它当回事，只认为是发了发牢骚。 
江青说：这是动摇啊！ 
周恩来说：是迟钝，我在这场新的路线斗争中也迟钝了。但在原则问题上我是决不含糊的。反正有一条永远不会改变，那就是不管我周恩来也好，还是在座的每一位同志也好，我们都是绝对忠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我们坚决听从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号令，他们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 
政治局的生活会整整开了二十多天。 
陈毅对周恩来说：这一次，是党内最大的逼供信。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检查是假的，完全是逼出来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叶剑英就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一事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专题报告。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关于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补充规定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陈伯达送的关于天津小站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材料上批示；自上而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周恩来在总政治部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我同意刚才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对肖华同志的错误检讨的估计。 肖华同志所检查的错误，只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运动中一小段时间的错误，可是为什么一小段时间错误，竟会引起这样轩然大波？据我看恐怕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有很多的人，并不完全清楚这个错误的真相；第二方就是对肖华同志刚才检讨的这个错误，用放大镜子看，没有用全面看一个领导同志的整个历史；第三方面，可以说是最主要的方面，是有那么很少数的人别有用心，故意要利用这个问题，挑起一个大波浪，来把我们的解放军，首先把我们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抹黑。
== 后续 ==
一 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
从一九六七年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叶剑英和几位元帅一起主持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 这次会议虽然名义上着重讨论军队支援地方春耕生产以及军队对全国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等问题，但真正的目的在于用他们的思想来统一军队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军以上干部 100 余人。 
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动员说，希望大家打消顾虑，反映部队的真实情况，包括正面教育、军事训练、“三支两军”、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机关被冲击和反冲击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谈谈，有些典型事例可以在会上讲，也可以写成书面材料。 
叶剑英在大小会议上，有针对性地作了数次发言，就“文化大革命”应当怎样看，部队如何搞法，怎样处理军队与地方（包括“革委会”和“造反派”）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还利用机会，同少数人座谈或个别交谈，使与会一些人更加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抵触情绪。 
二月二十四日，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说：赵永夫打得好。 
在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说：前一段，地方搞得很乱，我们部队有些地方也比较乱。要搞文化大革命，乱一点也没有什么要紧。但是在如何对待乱的问题上，我们和某些人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加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什么这才是什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 
叶剑英讲到这里，煽起了参加会议的干部对江青等人的愤怒情绪，有人高喊：他们有野心！我们要和他们辩论！ 
肖华怒气冲冲地说；他们要把我打成三反分子！ 
会场立刻哗然。 
叶剑英说：各位且熄心头之火！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艰巨的。复杂的。
这次会议情况迅速反映到党中央。中央发觉这次会议“风向不对”，叶剑英在会议上“抓军队反对中央文革”，“搜集黑材料反对文化大革命”。随即迅速采取措施扭转会议的方向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康生在军级干部会议上介绍了毛主席 1966 年 5 月份同谢胡同志的谈话和今年 2 月份毛主席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讲话。	 康生手里拿着叶剑英批准的军委致成都“造反派”的公开信，当众批评它充满了“国民党语言”，是“镇压群众”的文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某日，毛泽东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  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 走什么道路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五十多年，仍是这个问题。
 二 军委十条和军委扩大会议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有关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十条”。 中央军委十条命令 
林彪同志： 
此件很好。 
毛泽东 
四月六日 
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一个崭新的历史任务。我军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目前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应当及时引起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待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
  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至二十三日，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象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难，黄永胜同志他那里有一些好处，他没有杀人，没有开枪，广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好的。 

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我想大多数做了错事的同志也是会回头的。我才不相信，天下就那么都一片黑了，有的人就是吹这个黑风。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王力肖华关锋接见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代表的讲话

关锋：  我在街上看到了“炮轰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大标语，我不赞成。前一个时期肖华同志管别的事情，现在肖华同志是常务副组长，江青同志是顾问，大家可以完全信赖的吧！杨成武同志大家是可以信赖的吧！谢富治同志大家是可以信赖的吧！还有军委的领导。总的我们是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领导下，全军文革小组是可以信赖的。 
听说大家要开一个控诉大会，我建议不开的好，中央正在解决，情况清楚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上的讲话  我想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大家问，现在国内外形势大好，应当怎样看？特别是国际形势，应当怎样看？第二个问题关于我们人民解放军在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五大工作中，有什么要注意的？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要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李富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长期以来，正如林总所说的，经济战线上，特别是工交战线上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很尖锐。经济战线上，我认为是以毛主席的路线为主导的，起主导作用的。但是，长期被刘、邓、陈、薄所影响，所干扰，大致每年小干扰一次，每三年大干扰一次。一九四九年至五二年经济恢复时期，刘少奇、陈云他们极力鼓吹发展资本主义，鼓吹“四大自由”，鼓吹确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一九五五年至五七年比较按照毛主席路线办事的时候，他们起来反“冒进”，一九六一年至六二年，他们起来大吹冷风，反对三面红旗；一九六四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搞形“左”实右的一套，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又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多年来，每三年就大干扰一次，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能彻底地、顺利地贯彻。很多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不是政治挂帅，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犯了不少的错误，做了不少的错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经济战线上，必须彻底批判刘、邓、陈、薄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地肃清他们的恶劣影响。同时，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完成斗批改的任务。

四月18日，十万人批斗大会批斗四十七位执行“带枪的刘邓路线”的老人们。陈毅写信给叶剑英，附诗曰

“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

回诗曰

“

串联炮打何时了，
罢官知多少，
赫赫沙场旧威风，
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严关过尽艰难在，
思想幡然改。
全心全意一为公。
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肖华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谢富治谈谭震林问题 
问：现在外面传说，毛主席在一次会上说过：有人不是要打倒谭震林？他今天还参加会来了！毛主席真这样说过吗？ 
谢：没有这么回事，我参加会议没有听见主席这么说过，这是有人造谣！ 
问：今后农林口的问题怎么搞？谭震林的问题怎么搞？
三 武汉“七二○事件”后对二月逆流的批判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各地掀起了冲击军事机关的新高潮，“造反派”到

处“揪斗陈再道式的人物”。 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江青揭露叶剑英“要搞政变”。叶剑英当场作了辩驳。 会后不久，一派人抄叶剑英在北长街 81 号的家，抄走了叶剑英大量手稿、记录稿、讲话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来往信件以及其他的机密文件。还挖开地板，检查有无武器、电台。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叶剑英”、“斩断叶剑英的黑手”等 大标语。 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揪叶联络站”，先后将叶剑英的几个子女、亲属，甚至保姆关进监狱，并成立“专案组”。他的小女儿文珊被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保护起来，当电话守机员。有人说她“泄漏机密”，要把她抓起来，傅崇碧连夜通知她离开，后到福建去当兵。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周恩来接见农林口革命造反派同意召开批斗谭震林大会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李先念在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打倒姚依林大会”上的讲话 
我坚决支持打倒姚依林大会的召开。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周总理谈二月逆流和右倾翻案风 

今年一月由上海工人阶级为首，联合了革命群众组织展开向上海一小撮走资派的夺权斗争，这个斗争经伟大领袖批准，传播到全国，这样就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更进一步唤起了全国各地革命群众的觉悟，认识到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展开和一小撮走资派的夺权斗争，这就形成了全国一月革命的高潮。当然，革命发展高涨了，那么，阻碍革命不甘心失败的分子就要出来了。走资派不甘心失败，暗中操纵，就出现了二月逆流。又经过伟大领袖指出，经中央文革努力击退了二月逆流。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李先念接见农口《革联》批准斗争谭震林
  == 结论 ==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发生的所谓“大闹怀仁堂”事件，是继刘、邓、陶事件之后，在一月革命高潮中发生的，又一个反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事件。 
关于这个事件的真相，迄今官方未公布过正式文件。这里采取的资料是从民间著述中摘取的。它的真实性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参考：一是，一九七六年以后出版的《叶剑英传》、《聂荣臻传》、《徐向前传》的有关论述；二是，二0 一一年七月，王广宇的文章《我是“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唯一见证人》中指出：我不可能完全回忆起那份会议记录的所有发言，但从一些文化大革命“纪实文学”作品中所披露的发言主要内容看，大体上是不错的。但不准确和张冠李戴的情况也有。水陆洲先生认为把这些流传的东西作为历史的依据是不可靠的，最可靠的是查历史档案的原件。这些都在水陆洲先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中（在z-li上可以找到）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 
但历史证明：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并不是仅仅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错误作法提出强烈批评，而是从根本上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对他们的批评，称之为“二月逆流”是完全正确的。 
所谓“二月逆流”并不仅仅是指“大闹怀仁堂”这一件事，而是包括从一月下旬开始至三月，叶剑英等人利用手中权力，支持、指挥一些军区，把一些军内外的造反派，打成反动组织、反革命，大规模地捕人，甚至开枪屠杀群众。 
１月２８日，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规定不许冲击军队，使一批军队干部感觉有了对抗造反派的尚方宝剑。 
２、３月间，各地陆续发生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事件，史称“二月镇反”。其中，内蒙古、湖南、湖北、江苏、广东、吉林、四川、福建、青海等地比较突出。
在内蒙古，１月中旬以来，围绕《内蒙古日报》社的夺权问题，军区与造反派发生多次冲突，矛盾日益尖锐。２月５日，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开枪将在军区门口静坐示威的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四年级学生韩桐打死。 
在湖南，２月４日，全军文革办传达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湖南“湘江风雷”、“ 红旗军”的批示（简称“二·四批示”）后，湖南省军区立即行动，于２月５日开始抓捕“湘江风雷”大小头目，两三天内长沙抓捕约千人。２月７日，召开了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湘江风雷”头头的大会。“湘江风雷”组织庞大，号称百万之众，被抓捕的各级头头上万人。
在湖北，２月１８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指责“工总”、“二司” 、“九一三”等造反派组织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造反派激烈反对武汉军区的声明，攻击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３月３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开信》，警告造反派，不要与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为敌，否则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绝不会有好下场。３月１７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逮捕“工总”头目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和各分部头目数百人。３月２１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总”及所属组织。 

在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下令把坦克开进了南京城。南京军区把政治部领导的“三团两队”（话剧团、歌舞团、歌剧团、军乐队、体工队）下放到各野战军，由部队代管搞正面教育。责令《人民前线》报停刊。拆散步兵学校，疏散人员，连同有造反倾向的军区机关干部，一律派往省军区、军分区和人武部去参加“三支两军”。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的所属部队共有２２人被逮捕、８人被开除、４７５人被看管或隔离反省。南京市有１０个群众造反组织被取缔，有３３０多个造反派头头被关押。所有被看管、被隔离、被关押的人都要写检讨，交代问题，向毛主席请罪。
广州军区对一些冲击过军区的造反派组织进行了镇压。被镇压的组织包括“八一兵团”、“老红军”、“千钧棒”、“大中红旗”等，大部分为工人组织。广州军区在广州逮捕各组织头头４５０人，在广州以外地区共逮捕了造反派头头２３８人。在“广交会”开幕前的３月２２日至２８日的一周内，又逮捕了造反派头头５０８人。广州军区前后共逮捕了造反派头头１１９６人。
  在四川，２月１８日凌晨，成都军区广播了叶剑英１７日批发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兵团同志们的信》（后称《二一七信件》），下午，成都军区派出直升飞机在成都地区、其后又在全川散发了这封信。２月１９日，四川省各地公安部门开始收容审查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分子。至２２日，仅成都地区公安机关就收容３３７人。此后，在四川全省取缔造反组织１１００多个。在镇反中，四川全省共抓捕造反派头头及骨干分子８万余人，其中成都地区抓了３３０００余人。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支左工作的十条命令，四月九日至二十三日，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才基本上遏止了这股逆流在全国的漫延。七月，中央采取坚决措施处理武汉七·二 0 事件，扭转了这一趋势。 
即使在严厉批判“二月逆流”期间，毛泽东也留有余地。毛泽东要江青去看望陈毅。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晚，毛泽东又把这些老同志请到家中开“团结会”，并让他们于“五一”上天安门城楼。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对这个事件作了淡化处理，意在团结一批老同志共同做好工作。 
实践证明，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有吸取教训、改正错误，而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