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這是一個有關於已逝世現實人物的條目，願逝者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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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該條目的內容不符合中國共產黨的官方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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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姓名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別號	CR(Cultural Revolution)、鉻、文革、WG、wegame以及抹茶大芭菲
理論基礎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時間	1966~1976年
開端	文藝領域的革命運動、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五七指示、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
主要事件	炮打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一月革命、二月逆流、清查「五一六」、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三支兩軍、一打三反、批修整風、批林批孔、評法批儒、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對經驗主義、評《水滸》批判投降主義、批鄧反擊右傾翻案
結果	1976年毛澤東同志離世後，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等人發動懷仁堂政變，逮捕支持文革的「四人幫」。中共官方說法認為文革就此結束。

「

無論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有多麼慘重，它確實把向當局造反的是群眾的權利這一概念灌輸進了群眾的意識之中。當中國人民越來越充分地認識到這種權利是既非上面所賜亦非上面所能廢除而為他們所固有的權利時，他們也許會再次實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主張的那一幕。其唯一的辦法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採取任何包辦替代的方法。

」

——莫里斯·邁斯納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化大革命、文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場社會運動，通常認為由毛澤東在1966年發動，持續到1976年他死後結束。

直至現在，文革在世界各地仍然極富爭議（甚至包括其開始和結束的具體日期）。中共官方認為「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泛自由派認為其是與德國納粹時期和蘇聯全部時期一體多面的「極權主義」；毛派認為其是「反修防修的群眾運動」；部分逆民如阿姨學粉絲和神友認為是一場有意圖滅絕中華民族的運動而予以支持。

前言

「

當我們把歷史事件理性地整理出來的時候，如何確立歷史之中的因果關係，就成為一個關鍵的問題。一些人在解釋「極權國家」的歷史時傾向於認為一兩個領袖人物的意志就可以翻雲覆雨，以此證明「獨裁者」個人的欲望和民眾的被「洗腦」被「利用」是多麼可怕。但是，極權也好，民主也罷，如果忽略了社會存在，如果沒有社會上不同有組織的公共集團為了各自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利益而進行的博弈和較量，也就無所謂歷史。決定歷史發展方向的有多重因素，但關鍵的還是不同利益集團為現實社會的掌控和領導而展開的博弈。而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也就是馬克思所說：「有文字記載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我們期盼對毛澤東晚年這段特殊的歷史能夠有更深入地和更具備理論性質的研究，為今天我們對當今現實的認知和把握提供更好的借鑑。至少，我們不希望它僅僅像一面塗鴉牆一樣被肆意塗抹，以訛傳訛，捏造歪曲。今天研究文革史，我僅僅是提出3條建議：

首先，承認文化大革命是當時中國社會矛盾總的爆發，這是文革研究的底線。第二，文革暴露了中國內部大量深層次的矛盾，其中多數至今沒有解決，有些甚至更加激化。這是研究文革的現實意義。第三，研究體制外力量對社會變革的推動力，對今日社會發展有相當的意義，同時對避免文革中的局限和失誤有所幫助。

」

——《北馬文革史》

原因

在革命勝利之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階級的鬥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路線的鬥爭並沒有結束，而是更深入地發展了。

列寧指出：「資產階級在我國已被擊敗，可是還沒有根除，沒有消滅，甚至還沒有徹底摧毀。因此，同資產階級鬥爭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來了，由繼續剝奪資本家的極簡單的任務，轉到一個更複雜和更困難得多的任務，就是要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

失敗的資產階級並沒有消失，並且他們他們還無時無刻不想復辟資本主義。

史太林指出：「歷史上還沒有過垂死的階級自動退出舞台的事情。歷史上還沒有過垂死的資產階級不試圖用盡全部殘餘的力量來衛護自己的生存的事情。」

而且社會主義初期也存在着一定數量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並且在工人階級內部，共產黨里，無產階級政權、軍隊裏，革命者們都有被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欺騙甚至收買的危險，就會有人因此淪為共產黨內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

列寧指出：「這是因為世界上可惜還有很多很多小生產，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

但在布爾什維克建立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後，列寧時期清剿白衛軍、對畢蘇斯基波蘭的失敗戰爭使得蘇聯經濟嚴重受挫，以至於發生了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亂事件，成為後來托季反黨聯盟等一系列機會主義事件之源。

後來的史太林也當然意識到了這一點，但其時期哈薩克第二次大饑荒使得蘇聯錯失大量勞動力和重要經濟發展基礎，對芬蘭的戰爭草草收場，後來再加上與德國法西斯的戰爭，使得適齡勞動力大量損失，導致史太林時期的蘇聯並沒有能夠成功探索出一條防修反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最終就導致了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乃至最後的戈爾巴喬夫）等修正主義者的調查研究不作為、生產指標不討論、老人政治、成建制腐敗的現象。

在中國，毛澤東同志指出：

「

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改造。階級鬥爭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

」

——毛澤東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反動會道門、國際間諜企圖炮擊天安門案等反革命活動，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沒有停止的證據。毛主席就指出，「中國革命的全部結果是：一方面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又一方面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而資產階級和被推翻的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正需要很多自己的「代表」，把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引到封建地主的奴隸主義、大資本家的帝國主義一邊來。解放前的王明一系，試圖以「左傾」機會主義，把新民主主義革命引到蔣介石與其他軍閥的地主-買辦利益一邊；解放後的張東蓀一系，則是試圖用「右傾」機會主義，把社會主義革命引到蘇聯修正主義-美帝國主義利益一邊。而劉青山張子善等人貪污案、李井泉吳芝圃等人謊報產量案等的產生，印證了毛主席的論斷：「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着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

然而正如資本家轉移勞動生產與生活分配矛盾的能力超出無產階級的想像一樣，官僚們的轉嫁矛盾能力遠超革命群眾的想像，更容易像地主階級的迪斯累里、教士階級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小資產階級西斯蒙第、學閥格律恩、大資產階級蒲魯東、狂熱烏托邦主義者英國「歐文派」等人——甚至容克階級的俾斯麥等人歪曲20世紀之前無產階級革命者的訴求一樣，歪曲上至革命導師，中至革命幹部，下至革命群眾的一切話語，進而重複製造、重複加劇人民對歷史中一切階級鬥爭革命（包括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認識的混亂，導致支持革命的力量總是必須付出空前巨大的努力和代價。

更糟糕的是，正如近於當時（即20世紀60年代），為研究德國納粹法西斯主義上層建築而設計的「虛假電擊」實驗指出的那樣，人類越是經歷巨大的壓迫，越傾向為壓迫自己的事物「創造歷史」，進而「異化」自己。因此如果反革命者受到的報復不夠充分，那麼殘餘沒有被充分整肅的反革命者自身也就會掌握這一點，反而更加激烈地將革命者當作「工具」欺騙，反而更加激烈地將一部分革命者轉變為用來攻擊歷史中一切階級鬥爭革命（包括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證人」。

經過

更早的預備

早在1957年整風時，就有批評者提出「存在着一個特權階級，即便還沒有形成一個全國性的階級，這個階級的萌芽也正在形成和發展。」

實際上，這些與文革中「造反派」的言論已經沒有什麼區別。因此，無數人指出過57年的「右派」與文革「造反派」起碼在言論上的相似性。

後來黨內高層也有人承認：「如果沒有反右，文化大革命可能1957年就發生了。」

預備

1965年11月11日，姚文元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其文章主旨為無產階級必須自己捍衛利益，而不是像劇中貧民一樣去求青天大老爺，依附於官僚，即「造反有理」。這篇文章打響了文革的第一槍。

1966年2月4日，《二月提綱》發表，一些官僚自以為能夠把整場運動限制在文藝學術界，但是，他們很快就會明白整場運動是針對官僚的。

1966年4月10日《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二月紀要》）發表，《紀要》批判了近幾年文化界的右傾錯誤，客觀分析了文藝創造的得失，並指出了要在批判、吸收的基礎上創新，創造出樣板的思想，這些都是文藝革命的正確方向。同時，毛主席也在爭取林彪（軍隊）的支持。

開始

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它宣布撤消了原先的《二月提綱》，並撤銷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領導小組」，設立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陳伯達任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任副組長，康生任顧問（後來陶鑄也擔任顧問），組員有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提綱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總路線：

「

「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

這些充分表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進行階級鬥爭，而不僅僅是進行整頓。

5月25日，北大哲學系的聶元梓等人貼出大字報，點名批評北大黨委限制運動範圍的做法，可想而知，如此「無腦沖塔」的行為很快遭到北大黨委的批判，聶元梓被打為反動分子。

但是，聶元梓的這一大字報迅速得到了處於風暴前夕的中央激進派的支持，毛澤東稱其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6月1日，中央文革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對黨委的批判。

而在以「工作組」為首的反動集團破壞下，一批批無辜人士，一批批革命鬥士犧牲了——僅北京師大一附中這一所學校，李世英、陳世康、何方方等無產階級領袖被「工作組」迫害致死，三次鬥爭後，全校1000名師生被打成「反革命」的足足有150多名，甚至還有整整一個班的人被打成了「右派班」。而這僅僅只是一個學校！

1966年8月1日，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毛主席激烈的批判「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與此同時，毛主席已不準備掩蓋矛盾了，他直接在會上公開了黨內的矛盾。5日，毛在會場發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8月8日，新華社、《人民日報》發表陳伯達起草，毛澤東審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系統闡釋了文革的理論和政策，被稱其為「文革憲法」。

文革十六條全文

一、 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 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實踐證明，毛澤東同志的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二、 主流和曲折 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幹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有魄力、有智慧。他們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堅決地向那些公開的、隱蔽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舉行了進攻。在這樣大的革命運動中，他們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這個大方向繼續前進。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會有阻力。這種阻力，主要來自那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也來自舊的社會習慣勢力。這種阻力目前還是相當大的，頑強的。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畢竟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大量事實說明，只要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這種阻力就會迅速被衝垮。由於阻力比較大，鬥爭會有反覆，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覆。這種反覆，沒有什麼害處。它將使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特別是年青一代，得到鍛煉，取得經驗教訓，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 「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 黨的領導敢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將決定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命運。目前黨的各級組織，對文化革命運動的領導，存在着四種情況。 （一）能夠站在運動的最前面，敢於放手發動群眾。他們是「敢」字當頭、無所畏懼的共產主義戰士，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他們提倡大字報，大辯論，鼓勵群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時也鼓勵群眾批評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種正確領導就是由於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由於毛澤東思想領先。 （二）有許多單位的負責人，對於這場偉大鬥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因而處於軟弱無能的位。他們是「怕」字當頭，墨守舊的章法，不願意打破常規，不求進取。對於群眾的革命新秩序，他們感到突然，以致領導落後於形勢，落後於群眾。 （三）有些單位的負責人，平時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他們更是「怕」字當頭，怕群眾起來抓住他們的辮子。實際上，他們只要認真進行自我批評，接受群眾批評，是會被黨和群眾諒解的。不這樣做，就會繼續犯錯誤，以致成為群眾運動的絆腳石。 （四）有些單位是被一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持着。這些當權派極端害怕群眾揭露他們，因而找各種藉口壓制群眾運動。他們採用轉移目標、顛倒黑白的手段，企圖把運動引向邪路。當他們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時候，還進一步耍陰謀，放暗箭，造謠言，極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擊革命派。黨中央對各級黨委的要求，就是要堅持正確領導，「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改變那種處於軟弱無能的狀態，鼓勵那些有錯誤而願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參加戰鬥，撤換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那裏的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 四、 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採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那些是對的，那些是錯的，那些做法是正確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確的。 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以便群眾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錯誤的意見，揭露一切牛鬼蛇神。這樣，才能使廣大群眾在鬥爭中提高覺悟，增長才幹，辨別是非，分清敵我。 五、 堅決執行黨的階級路線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也是文化大革命的 首要問題。黨的領導要善於發現左派，發展和壯大左派隊伍，堅決依靠革命的左派。這樣，才能夠在運動中，徹底孤立最反動的右派，爭取中間派，團結大多數，經過運動，最後達到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把他們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注意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但也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或寫過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嚴格區別開來。注意把資產階級的反動學閥、反動「權威」，同具有一般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人，嚴格區別開來。 六、 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必須嚴格分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內部矛盾搞成敵我矛盾，也不要把敵我矛盾當成人民內部矛盾。人民群眾中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現象。幾種不同意見的爭論，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眾會在正常的充分的辯論中，肯定正確，改正錯誤，逐步取得一致。在辯論中，必須採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對於持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也不准採取任何壓服的方法。要保護少數，因為有時真理在少數人手裏。即是少數人的意見是錯誤的，也允許他們申辯，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斗，不用武鬥。在辯論中，每個革命者都要善於獨立思考，發揚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節問題上爭論不休，以便加強團結。 七、 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 有些學校、有些單位、有些工作組的負責人，對給他們貼大字報的群眾，組織反擊，甚至提出所謂反對本單位或工作組領導人就是反對黨中央，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革命等類口號。他們這樣做，必然要打擊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積極分子。這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決不允許這樣做。有些有嚴重錯誤思想的人們，甚至有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利用群眾運動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散步流言蜚語，進行煽動，故意把一些群眾打成「反革命」。要謹防扒手，及時揭穿他們耍弄的這套把戲。在運動中，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為了防止轉移鬥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藉口，去挑動群眾鬥爭群眾，挑動學生鬥爭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 八、 幹部問題 幹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種： （一）好的。 （二）比較好的。 （三）有嚴重錯誤，但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況下，前兩種人（好的，比較好的）是大多數。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鬥倒，鬥垮，斗臭，肅清他們的影響，同時給以出路，讓他們重新做人。 九、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開始湧現了許多新事物。在許多學校、許多單位，群眾所創造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等組織形式，就是一種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新事物。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是群眾在共產黨領導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組織形式。它是我們黨同群眾密切聯繫的最好的橋樑。它是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無產階級同過去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鬥爭，需要經歷很長很長的時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不應當是臨時性的組織，而應當是長期的常設的群眾組織。它不但適用於學校、機關，也基本上適用於工礦企業、街道、農村。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候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再經過群眾反覆討論後，進行選舉。當選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可以由群眾隨時提出批評，如果不稱職，經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在學校中，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應該以革命學生為主體，同時，要有一定數量的革命教師職工的代表參加。 十、 教學改革 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革舊的教學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 各類學校中，必須貫徹執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制要縮短。課程設置要精簡。教材要徹底改革，有的首先刪繁就簡。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也就是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的鬥爭。 十一、 報刊上點名批判的問題 在進行文化革命群眾運動的時候，必須把對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傳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傳播，同對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結合起來。要組織對那些有代表性的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其中包括對哲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教育學、文藝作品、文藝理論、自然科學理論等戰線上的各種反動觀點的批判。在報刊上點名批判，應當經過同級黨委討論，有的要報上級黨委批准。 十二、 關於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的政策 對於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只要他們是愛國的，是積極工作的，是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不裏通外國的，在這次運動中，都應該繼續採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對於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應該加以保護。對他們的世界觀和作風，可以幫助他們逐步改造。 十三、 同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相結合的部署問題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單位和黨政領導機關，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運動的重點。文化大革命使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更加豐富、更加提高了。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各地區、各部門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進行部署。在農村和城市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地方，如果原來的部署是合適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亂它，繼續按照原來的部署進行。但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提出的問題，應當在適當的時機，交給群眾討論，以便進一步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有的地方，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中心，帶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這樣做，如果那裏黨委認為合適，也是可以的。 十四、 抓革命，促生產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項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發動群眾，妥善安排，就能夠保證文化革命和生產兩不誤，保證各項工作的高質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把文化大革命同發展生產對立起來，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十五、 部隊 部隊的文化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照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進行。 十六、 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動指南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要在廣大工農兵、廣大幹部和廣大知識分子中，開展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運動，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文化革命的行動指南。各級黨委，在這樣錯綜複雜的文化大革命中，要必須認真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是要反覆學習毛主席有關文化革命和黨的領導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各級黨委，要遵守毛主席歷來的指示，貫徹執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先做學生，後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和煩瑣哲學。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將取得偉大的勝利。

紅衛兵運動

在當時愈演愈烈的鬥爭中，大量激進學生組成了「紅衛兵」組織。其中有造反派，還有高幹弟子組成的「保皇派」紅衛兵。

1966年7月末，官僚開始受到衝擊，「保皇派」為了保住他們和他們的父母——官僚，再次擺弄上了轉移矛盾這一招。他們開始確立「血統論」，即「黨政官僚的孩子，老子是英雄，孩子也是好漢，鬧文革也要掌權；文革要反對的仍然是『死老虎』，『地富反壞右』的孩子依然是『混蛋』」。

8月1日，毛主席準備接見紅衛兵，聞此風聲，大批子弟利用權勢控制了大量新出現的紅衛兵組織，以此試圖控制運動方向。為了團結群眾，江青對「血統論」進行了批判，並提出了正確的階級立場——「要看他在文革時做了什麼，而不是只看血統」。

然而，「保皇派」下了決心要保住他們「論血統」的本事，很快得到官僚支持，掌握了話語權。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全國範圍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試圖進入高潮階段，結果可想而知。

這一時期，全國眾多關鍵領域（如物理學與醫學）的專家學者、技術工作者被列為從「清理階級隊伍」至「清查五一六」的批鬥對象，被殘忍迫害，有的因此而死。

結果

「

　　孔墨都不滿於現狀，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說動人主，而那用以壓服人主的傢伙，則都是「天」。孔子之徒為儒，墨子之徒為俠。「儒者，柔也」，當然不會危險的。惟俠老實，所以墨者的末流，至於以「死」為終極的目的。到後來，真老實的逐漸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俠，漢的大俠，就已和公侯權貴相饋贈，以備危急時來作護符之用了。

　　司馬遷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亂」之和「犯」，決不是「叛」，不過鬧點小亂子而已，而況有權貴如「五侯」者在。

　　「俠」字漸消，強盜起了，但也是俠之流，他們的旗幟是「替天行道」。他們所反對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們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將相。李逵劫法場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滿洲入關，中國漸被壓服了，連有「俠氣」的人，也不敢再起盜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為天子效力，於是跟一個好官員或欽差大臣，給他保鑣，替他捕盜，一部《施公案》，也說得很分明，還有《彭公案》，《七俠五義》之流，至今沒有窮盡。他們出身清白，連先前也並無壞處，雖在欽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對一方面固然必須聽命，對別方面還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然而為盜要被官兵所打，捕盜也要被強盜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俠客，是覺得都不妥當的，於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來打，男女通姦他來捉，私娼私販他來凌辱，為的是維持風化；鄉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來欺侮，為的是看不起無知；剪髮女人他來嘲罵，社會改革者他來憎惡，為的是寶愛秩序。但後面是傳統的靠山，對手又都非浩蕩的強敵，他就在其間橫行過去。現在的小說，還沒有寫出這一種典型的書，惟《九尾龜》中的章秋谷，以為他給妓女吃苦，是因為她要敲人們竹槓，所以給以懲罰之類的敍述，約略近之。

　　由現狀再降下去，大概這一流人將成為文藝書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候「革命文學家」張資平「氏」的近作。

」

——《流氓的變遷》 魯迅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luxun/12/009.htm

雖然史上（《大宋宣和遺事》中）宋江起義軍是戰敗投降而非主動投降，因而《水滸》並非正史，但是就像《水滸》《施公案》《九尾龜》這些小說的情節之組合一樣，上中下各層級各種程度走資派的控制和出賣，使得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失敗了。

毛澤東逝世後，以葉劍英、華國鋒為首的走資派發動政變「粉碎四人幫」。10月6日，在華國鋒、葉劍英的親自指揮下，由汪東興組織實施，不費一槍一彈，就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毛遠新、遲群、謝靜宜等文革要員抓起來了。其後同樣不費一槍一彈，指揮者成功「粉碎上海武裝叛亂陰謀」。

「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集團做出「洋冒進」；後其集團在與鄧小平集團的權力鬥爭中失敗，鄧小平上台；最後「洋冒進」大量上馬的涉外項目失去用處，也失敗了。

此後以違反當時初設《刑法》中「投機倒把罪」（數十年後取消該罪名）的黨政幹部和軍隊幹部從事倒賣活動（官倒軍倒）、高級官員子女把持大型企業經營（紅色貴族現象）等愈演愈烈為標誌，天朝娘的社會主義建設雖然打着「改革開放」的旗號，卻實則遭遇嚴重困難，一度陷入低谷。此後也有一些革命活動，不過都被鎮壓。

經驗教訓

文革失敗的原因

1. 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都未鞏固，「資產階級法權」（片面化的平等）殘餘甚至封建社會「奴隸主義」殘餘甚多，導致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不夠，這是根本原因。中國此時依然保留「大躍進」時期大量「瞎指揮」一般的小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見zhwiki:農業學大寨#影響），使得占人口絕對多數的農村無產階級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不能被充分調動起來，他們於是越來越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含義，滑向非無產階級的立場去。早在新中國建立前，毛澤東就指出，中國經濟還有90%左右的經濟生活還停留在古代；從生產力角度說，就是這90%左右的經濟生活還採用簡單機械工具的人力勞動，沒有實現至少半自動化的大生產。後來「洋躍進」中大量進口拖拉機方案的失敗，更折射出地理上大量「梯田」對至少半自動化的大生產的硬性限制。這樣的生產力的條件，只能滑向小生產的自發趨勢，只能滑向封建主義小私有制、資本主義大私有制這樣的非公有制度，其思想意識也就淪為「小富即安」甚至「大富大貴」。這就出現了紀錄片《鐵證如山：福建軍民怒斥「四人幫」》指出的70年代東南地區自由市場和宗教行為雙雙復辟的現象。因此如不根本改造這種生產條件，復辟資本主義甚至封建主義必然成為社會的一個嚴重暗流。
2. 黨內階級力量對比不利於無產階級革命派，且未能建立忠於無產階級的武裝力量，這是主要原因。黨和軍隊高層中的非共產主義分子從未被完全清除。由於左派力量有限，他們只能試圖逐步削弱非共產主義分子的影響。十月政變的主謀之一葉劍英一直反對文化大革命，但在1976年才被調離崗位；儘管如此，大多數軍隊領導人還是願意聽從葉劍英在幕後的指示。1967年，毛主席指示張春橋和王洪文在上海擴大民兵，反對走資派，但這個方針沒有在全國實現。高層左派領導人被偷襲逮捕後，支持在全國繼續革命的幹部和群眾陷入無力的境地，沒有領導，沒有組織，沒有武器，無法對抗非共產主義分子的鎮壓。
3. 思想混亂未能有效團結大多數。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各派都聲稱自己「追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但相互牴觸。在這種複雜而且常常令人困惑的情況下，黨員和群眾只能通過政治和思想學習、討論和鬥爭以區分正確和錯誤路線——社會主義道路和復辟資本主義的道路，而生產-分配方面的運動常常被拋到一邊（「脫產」）。由此，左派領導人不但未能成功領導無產階級群眾團結起來，而且陷入激烈的內部鬥爭，使得無產階級群眾運動的很大一部分力量同樣被浪費在無意義的內部鬥爭上。同時，大多數幹部站在中間派的立場，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義。他們被動地抵制文化大革命，沒有公開違背但也沒有實際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十月政變後，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他們立即站到了非共產主義的立場。無產階級要發揮革命地位，就必須要克服自身派性，實現無產階級大團結。
4. 國內外走資派、保守派對無產階級猖狂進攻。反革命組織「西糾」「聯動」「聯指」「百萬雄師」、二月逆流，加之美帝、蘇修和其他反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輪流圍攻，使得國內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都處於相對不利的局面。

此外，水陸洲（王忠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概述簡論》中認為有以下教訓:

1. 堅決回擊右派勢力的猖狂進攻
2. 時刻警惕中間派突然倒戈
3. 防止極左思潮的干擾
4. 分清敵我掌握大方向

評價

至今，文化大革命的部分問題和對毛澤東的評價在世界各地仍然具有極大的爭議性。

資產階級自由派一直批評「文革遺毒」殘留、中共並未徹底清算文革、限制反思文革。

中國勞工論壇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各派黨官僚係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發動的群眾運動，自發運動始終從屬於黨派系之間的權鬥。

部分馬列毛主義者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反對一切剝削階級(主要是黨內資產階級)，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大革命，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內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領導下，社會主義中國開展的一次反修防修的群眾運動，其失敗是走資派瘋狂竊取革命果實的結果。

部分溫和右翼人士認為，文化大革命的暴行都是「飛碟系」（走資派）干的壞事，文化大革命屠殺的背後黑手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但他們的「走資」實則又「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全然不符合溫和右翼自由民主主義的理想。

部分極右翼「逆民」人士（如姨學粉絲、神友）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中國民族劣根性的大規模體現，是中國民族衰亡的前兆和必須衰亡的理由。

另外有負面的評價認為，「文革」是毛澤東晚年犯下的巨大錯誤，它提倡個人崇拜與神化，使中國的科學停滯倒退，阻礙了中國的發展直至改革開放，造成了巨量的人口死亡、遭受不公正待遇，「是一場矛頭指向中國人民和中國黨的反革命」（赫魯曉夫語），根本上沒有給中國帶來任何正面影響。

蔣介石觀點

• 1966年10月，蔣介石}}在《告中共黨人書》中表示：

  殊不知自從三十年代以來，經過了大陸這十七年的所謂無產階級革命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鬥爭失敗之後，到了今天，所謂『馬列主義』，就變成了『毛澤東主義』；所謂『階級鬥爭』就變成了毛澤東在黨內排除異己，互相傾軋的權力鬥爭；所謂『社會革命』，就變成了殘害人民、斫喪民族、荼毒社會的毛澤東思想的『文化大革命』。

  「它自己亦就揭開了它『馬列主義』的外衣，暴露出它黃巢、李闖、流寇和晚清義和團拳匪的本來面目與野蠻手段，抹煞了你們共產黨內『行政』的和『軍隊』的組織，撤銷了你們『宣傳』的『文化』的和『教育』的系統，根本上乃是要摧毀中國文化，掃除知識分子，破壞現代文明，並想以其『人民戰爭』的法寶，來統制亞洲和世界人類，效法其二十年前希特拉的所為，這就是它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造反』的本質與作用。」《蔣介石評傳》中也記載他的評價「權力鬥爭是真，其餘都是假的。」

同時代國外觀點

• 1966年10月，霍查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發表題為《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初步思考》的講話，對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全面否定。他表示，「對毛澤東的崇拜以一種造作和肉麻的方式到達了頂峰」，「你有這樣一種印象，即中國和世界文化中的一切舊的東西都應該被毫無歧視地拒絕，而一種新的文化，即他們所說的無產階級文化，應該被創造出來」，並認為「我們很難把『紅衛兵』正在進行的革命叫做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標誌可以由市級機關撤除，敵人可以而且應該依法被專政機關抓走，如果敵人進入黨委，可以通過黨的渠道予以清除。或者這麼說，即使我們的中國同志必須武裝工人，攻擊各地的黨委，但是這也不應該由孩子來做」。
•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中提道，「我在電視上看過中國人自己攝製的一部影片，裏面的人像一群白痴一樣以枯燥無味的調門一遍又一遍地念誦着毛澤東的語錄。看到人類尊嚴被踐踏到如此地步，我簡直要嘔吐。⋯⋯我在收音機里曾聽到有個外科醫生如何在做手術之前被迫念一些愚蠢的毛的語錄。在20世紀的今天，人類的足跡已經踏上了月球表面，怎麼可能一個國家還會相信巫醫和不可思議的怪誕偶像呢？中國人真的相信毛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外科醫生只要記住毛的話就能治好病人嗎？依我看，毛的身上並沒有什麼超自然的東西。他把整個國家搞得天翻地覆。⋯⋯依我看，所謂『文化革命』根本不是什麼革命，而是一場矛頭指向中國人民和中國黨的反革命。」
• 1960年代末，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在與美國總統尼克遜交談時，回應尼克遜對文革的疑問：「毛澤東要改造中國。正如中國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焚書坑儒，要徹底消滅過去一樣，毛澤東也要擦去舊中國，描繪一幅新中國。然而毛澤東卻試圖在瓷磚鑲嵌著的舊中國畫面上畫畫，雨水一來，毛所描繪的畫面就會被沖走，鑲嵌在瓷磚上的舊畫面又會重新浮現。毛澤東只有一生一世，沒有時間也沒有力量足以抹掉4000多年的中國歷史、傳統、文學和文化。哪怕所有書籍都燒光，俗語、諺語還是會繼續活在人民的記憶中。他注定要失敗。」
• 1973年6月，時任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訪美，與美國總統尼克遜、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舉行會談，期間勃列日涅夫說道：「我對中國現任領導層的不信任和不尊重，因為文化大革命以及他們對美蘇緩和的反應而加劇。他們是什麼樣的領導人，一邊在世界各地進行宣傳，一邊如此壓迫自己的人民？⋯⋯庫茲涅佐夫和崔可夫有相同的感受。我們有曾與毛澤東一起工作的醫生，並為他的健康寫了一份特別報告。所有人都同意中國的危險。」

現代中共官方觀點

「

剛剛日子好了一點。1959年、1960年、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過了1962年開始好轉，還沒幾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搞得亂七八糟，又把知識分子搞倒一批。國家命運前途。這麼一個偉大的國家，這麼一個文明古國，搞得這麼亂七八糟。

」

——袁隆平

「

（24）「文化大革命」所以會發生並且持續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澤東同志領導上的錯誤這個直接原因以外，還有複雜的社會歷史原因。主要的是：

一、……從領導思想上來看，由於我們黨的歷史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問題時，容易把已經不屬於階級鬥爭的問題仍然看做是階級鬥爭，並且面對新條件下的階級鬥爭，又習慣於沿用過去熟習而這時已不能照搬的進行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群眾性鬥爭的舊方法和舊經驗，從而導致階級鬥爭的嚴重擴大化。同時，這種脫離現實生活的主觀主義的思想和做法，由於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太林著作中的某些設想和論點加以誤解或教條化，反而顯得有「理論根據」。例如：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在消費資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平等權利，即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權利」應該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勞分配原則和物質利益原則就應該限制和批判；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小生產還會每日每時地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傾的城鄉經濟政策和城鄉階級鬥爭政策；認為黨內的思想分歧都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因而形成頻繁激烈的黨內鬥爭，等等。這就使我們把關於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當成保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此外，蘇聯領導人挑起中蘇論戰，並把兩黨之間的原則爭論變為國家爭端，對中國施加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巨大壓力，迫使我們不得不進行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正義鬥爭。在這種情況的影響下，我們在國內進行了反修防修運動，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日益深入到黨內，以致黨內同志間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也被當作是所謂修正主義路線的表現或所謂路線鬥爭的表現，使黨內關係日益緊張化。這樣，黨就很難抵制毛澤東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傾觀點，而這些左傾觀點的發展就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和持續。

二、……在共產主義運動中，領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這是歷史已經反覆證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由於沒有正確解決領袖和黨的關係問題而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偏差，對我們黨也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中國是一個封建歷史很長的國家，我們黨對封建主義特別是對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紳惡霸進行了最堅決最徹底的鬥爭，在反封建鬥爭中養成了優良的民主傳統；但是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現代其他人士評價

正面評價

• 據張春橋女兒張維維說，張春橋認為，文化大革命雖然失敗，但是人民群眾還是得到了教育，「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對人民群眾的一次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啟蒙教育，一次實驗，又一次巴黎公社。」他認為如果按照當時計劃的路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會好很多，社會總是要進步的。張維維說：「我爸爸他們計劃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鄧小平把這些都全面抹殺了，什麼都不承認了，說一切都崩潰了，這是不公平的。」
• 造反派人士、曾任重慶市革委會副主任的黃廉認為：「在我看來，毛主席敢於發動文化大革命，敢於暴露共產黨當權之後的種種陰暗面，是他對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有着無比的信任，否則絕對不敢發動群眾對走資派進行如此深刻和全面的揭露，文革是把一切共產黨掌權後的消極面和社會矛盾，特別是把當權派的真面目，統統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這是全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間最大膽、最輝煌、最有魄力的篇章，除了毛主席之外，沒有任何執政者敢於動這樣的手術。」
• 旅外歷史學家高默波：「在精英們製造的歷史中，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可對高家村的農民來說，『文革』卻是毛澤東時代的黃金時期。『文革』是教育的最好時期，因為正是在這時高家村第一次辦起了一至三年級的小學。於是這個村歷史上第一次全部學齡兒童入學。『文革』時也是衛生的最好時期之一，因為赤腳醫生制度使農民看病方便且便宜。」
• 一些學者和親歷者（如高默波）認為，文革在諸多方面實現了有益的突破，比如「四大」體現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當時的教育路線和課程實現了知識分子與勞動實踐、與工農兵的結合、推動了教育公平，破四舊以及「批林批孔」運動打倒了束縛勞動人民思想的舊道德舊文化等。

中間評價

• 曾任文革時期上海市革委會常委的朱永嘉認為：「毛澤東經常思考的是如何防止蘇聯這種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所以才有放手讓群眾起來揭露我們的陰暗面，讓群眾來鑑定和檢驗我們黨的各級領導，特別是中高級領導幹部的狀態。但是通過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場群眾運動的結果是打倒一切，傷害了許多領導幹部，文革結束以後勢必出現反覆，通過文革並沒有達到如何建立自下而上監督各級領導之制度的目的。且不管其成敗，這個問題迄今仍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一個尚未根本解決的問題。」

負面評價

• 在文革結束後不久，中國便出現了以《班主任》、《傷痕》等為代表的「傷痕文學」以及「反思文學」的流行，二者在「新啟蒙運動」大背景下進行創作，代表了當時社會上對於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著名作家巴金在從1978年開始撰寫的《隨想錄》等出版物中，對於文革也進行了反思，在《巴金自傳》中他提道，「人人自危，只求活命，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賣別人，出賣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種日子。那種生活。那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真是一片黑暗，就像在地獄裏服刑。⋯⋯當時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鬥，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詞攻擊死者。」 巴金等人此後不斷地倡議建立「文革博物館」，認為「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時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空話」。
• 歷史學家秦暉反對純粹用毛澤東的理想主義來解釋文革，他認為，「而毛澤東有什麼樣的『烏托邦』思想，我們並不清楚（他自比「馬克思加秦始皇」，但馬克思的理想與秦始皇的理想卻不可同日而語，我們不知道他離何者更近），但他為此既可以『犧牲左派』也可以『犧牲右派』，既可以用『造反派』去迫害『走資派』，更可以讓『走資派』去屠殺『造反派』，亦即他為搞自己的烏托邦是不擇手段的，而且首先是為謀求『不擇手段地搞烏托邦』所需要的無限權力而不擇手段。這就是文革，以及很多同類災難的根源。」
• 2019年，章乃器之子，歷史學家章立凡認為：「文革就是政治和經濟的雙重災難。如果說（把所有膽敢提出批評意見的知識分子一網打盡的）『反右』應該說是一個政治災難，然後『大躍進』是一個經濟災難，當然大躍進的後果就是大饑荒了，『文革』是疊加的，就是政治和經濟災難迭加的，而且是持續時間非常長的一個災難，法治蕩然無存，基本的人權得不到保障。這些我覺得是最根本的問題。」

馬克思反對超階級

「

　　至於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敍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象海因岑這類不僅否認階級鬥爭，甚至否認階級存在的無知的蠢才只不過證明：儘管他們發出一陣陣帶有血腥氣的和自以為十分人道的叫囂，他們還是認為資產階級賴以進行統治的社會條件是歷史的最後產物，是歷史的極限；他們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奴才。這些蠢才越不懂得資產階級制度本身的偉大和暫時存在的必然性，他們的那副奴才相就越令人作嘔。
　　你可以利用上述意見中你認為有用的東西。此外，海因岑已經用我們的「中央集權」去代替他的「聯邦共和國」，等等。當我們現在所傳播的關於階級的種種觀點變得不怎麼新奇，而且為「正常的人的思想」所接受的時候，這個粗魯的傢伙就會大叫大嚷地把這些觀點說成是他「自己的洞察力」的最新產物，並且對我們進一步發展這些觀點發出狂吠。因此，當黑格爾哲學還是進步的時候，他憑藉他「自己的洞察力」對它發出狂吠。而現在，他卻靠黑格爾哲學中變得淡而無味的、盧格沒有消化掉又吐出來的麵包屑來餬口。

」

——馬克思致約瑟夫·魏德邁的信（寄往紐約，1852年3月5日寫於倫敦索荷區第恩街28號）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8/236.htm

邊緣觀點：文化大革命實際上促成了改革開放？

（以下為匿名IP用戶15.235.118.117於2025年8月17日編輯的原創研究）

魅力型領袖在健全時可以影響很多，但等到死後就什麼都辦不成了。在1980年土耳其政變之後，土耳其的比倫特·埃傑維特拋棄了共和人民黨的黨組織，另立了民主左翼黨。事實證明，他的決定在短期內十分正確。脫離了埃傑維特的領導，共和人民黨腐敗的黨組織一事無成——儘管在1989年他們以「社會民主平民黨」的名字斬獲地方選舉首位，但這個政黨黨很快就在頻繁的醜聞和派系的傾軋之下失去優勢了。然而，民主左翼黨是一個領袖政黨，共和人民黨是一個基層政黨——這點從全國選舉（共和人民黨8.71%，民主左翼黨22.19%）和地方選舉（共和人民黨11.08%，民主左翼黨18.70%）的對比就能看出。在埃傑維特失去工作能力後，這一條「針」迅速戳破了民主左翼黨的「氣球」，使民主左翼黨從能獲得22.19%選票的大黨，淪為了只能獲得1.22%選票的邊緣政黨。反而是共和人民黨延續了下來，但這個共和人民黨充滿的不是埃傑維特的朝氣，而是官僚機構的平庸。

比較小羅斯福的例子。小羅斯福聽從民主黨官僚機構的建議，沒有選擇亨利·華萊士，而是選擇了哈里·杜魯門作為他的繼承人。然而這一決定恰恰是延續了羅斯福新政的事業。在接下來的美國，不但民主黨的約翰遜要提出繼承新政理念的「偉大社會」，即使是共和黨的尼克遜也要奉行凱恩斯主義原則。如果不是滯漲暴露了凱恩斯主義的問題，這種形勢將會延續更久。

如果毛澤東沒有開啟文革，而是繼續維持中國共產黨的官僚機構，那會怎麼樣？可想而知，這樣就不會有改革開放了——在正常情況下，平庸的官僚機構只會蕭規曹隨，而不會自己去創造新東西。官僚機構不會冒價格雙軌制的風險去搞經濟自由化，中國仍然會維持中央計劃經濟的體制，而這對經濟發展是不利的。恰恰是毛澤東得罪了官僚機構，才使官僚機構可以去違背毛澤東的意願，自己去探索道路。不破不立的道路即是如此。

除此之外，文化大革命地方分權的實踐破壞了原來的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模式，為改革開放期間中國事實上的「財政聯邦主義」奠定了基礎。

文革2.0

習妡萍甚至胡婧桃和江澤茗成為了中共娘的大管家之後，在延續已有小王經驗的大記憶恢復術淫威下新世紀中共娘變得對天朝娘十分病嬌（無產階級外專政），極端依賴於限制天朝娘的人身自由，為此慣於進行大記憶恢復術（屈打成招），而缺失對廣大人民甚至自己對自己的對等保護措施，對包括但不限於文藝（精品化）、通信（防火長城娘）、金融（蛋殼公寓事件）、法律（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畜牧（毒奶粉事件）、醫療衛生（叮咚雞）的產業造成巨大衝擊。

與網絡密切相關的事件有先審後發、戒網癮學校、先審後播、大找「充滿惡意的政治隱喻」、逮捕編程隨想、泄露警用個人戶口數據給惡俗娘等，但這時期中文網絡上不乏傾向「必須要有」這些倒行逆施（真封建法西斯主義）現象的言論，文革2.0的網絡用語遂有流行。

註釋和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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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革命論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 《五·一六通知》
• 《用人民戰爭直到共產主義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

File:馬列毛主義的文革史觀及研究.pdf

File:傳記文學：《毛澤東與文革大起底》.pdf

File:棍子扯文革 - 紅卒要過河 20230510004930.pdf

File:周老闆傳奇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