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型領袖在健全時可以影響很多，但等到死後就什麼都辦不成了。在1980年土耳其政變之後，土耳其的比倫特·埃傑維特拋棄了共和人民黨的黨組織，另立了民主左翼黨。事實證明，他的決定在短期內十分正確。脫離了埃傑維特的領導，共和人民黨腐敗的黨組織一事無成——儘管在1989年他們以「社會民主平民黨」的名字斬獲地方選舉首位，但這個政黨黨很快就在頻繁的醜聞和派系的傾軋之下失去優勢了。然而，民主左翼黨是一個領袖政黨，共和人民黨是一個基層政黨——這點從全國選舉（共和人民黨8.71%，民主左翼黨22.19%）和地方選舉（共和人民黨11.08%，民主左翼黨18.70%）的對比就能看出。在埃傑維特失去工作能力後，這一條「針」迅速戳破了民主左翼黨的「氣球」，使民主左翼黨從能獲得22.19%選票的大黨，淪為了只能獲得1.22%選票的邊緣政黨。反而是共和人民黨延續了下來，但這個共和人民黨充滿的不是埃傑維特的朝氣，而是官僚機構的平庸。

比較小羅斯福的例子。小羅斯福聽從民主黨官僚機構的建議，沒有選擇亨利·華萊士，而是選擇了哈里·杜魯門作為他的繼承人。然而這一決定恰恰是延續了羅斯福新政的事業。在接下來的美國，不但民主黨的約翰遜要提出繼承新政理念的「偉大社會」，即使是共和黨的尼克遜也要奉行凱恩斯主義原則。如果不是滯漲暴露了凱恩斯主義的問題，這種形勢將會延續更久。

如果毛澤東沒有開啟文革，而是繼續維持中國共產黨的官僚機構，那會怎麼樣？可想而知，這樣就不會有改革開放了——在正常情況下，平庸的官僚機構只會蕭規曹隨，而不會自己去創造新東西。官僚機構不會冒價格雙軌制的風險去搞經濟自由化，中國仍然會維持中央計劃經濟的體制，而這對經濟發展是不利的。恰恰是毛澤東得罪了官僚機構，才使官僚機構可以去違背毛澤東的意願，自己去探索道路。不破不立的道路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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