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开启是毛泽东的不幸，恰是中国人民的幸运。

魅力型领袖在健全时可以影响很多，但等到死后就什么都办不成了。在1980年土耳其政变之后，土耳其的比伦特·埃杰维特抛弃了共和人民党的党组织，另立了民主左翼党。事实证明，他的决定在短期内十分正确。脱离了埃杰维特的领导，共和人民党腐败的党组织一事无成——尽管在1989年他们以“社会民主平民党”的名字斩获地方选举首位，但这个政党党很快就在频繁的丑闻和派系的倾轧之下失去优势了。然而，民主左翼党是一个领袖政党，共和人民党是一个基层政党——这点从全国选举（共和人民党8.71%，民主左翼党22.19%）和地方选举（共和人民党11.08%，民主左翼党18.70%）的对比就能看出。在埃杰维特失去工作能力后，这一条“针”迅速戳破了民主左翼党的“气球”，使民主左翼党从能获得22.19%选票的大党，沦为了只能获得1.22%选票的边缘政党。反而是共和人民党延续了下来，但这个共和人民党充满的不是埃杰维特的朝气，而是官僚机构的平庸。

比较小罗斯福的例子。小罗斯福听从民主党官僚机构的建议，没有选择亨利·华莱士，而是选择了哈里·杜鲁门作为他的继承人。然而这一决定恰恰是延续了罗斯福新政的事业。在接下来的美国，不但民主党的约翰逊要提出继承新政理念的“伟大社会”，即使是共和党的尼克松也要奉行凯恩斯主义原则。如果不是滞涨暴露了凯恩斯主义的问题，这种形势将会延续更久。

如果毛泽东没有开启文革，而是继续维持中国共产党的官僚机构，那会怎么样？可想而知，这样就不会有改革开放了——在正常情况下，平庸的官僚机构只会萧规曹随，而不会自己去创造新东西。官僚机构不会冒价格双轨制的风险去搞经济自由化，中国仍然会维持中央计划经济的体制，而这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恰恰是毛泽东得罪了官僚机构，才使官僚机构可以去违背毛泽东的意愿，自己去探索道路。不破不立的道路即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