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三種人」
清理三種人，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共產黨黨內進行撥亂反正和人事調整的一項政治運動。三種人指的是：造反派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主持這場運動的為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一派，以鄧、陳、胡為主，目的是防止改革開放的方針被「文革」遺留分子翻案。
起因[編輯 | 編輯原始碼]
改革開放初期，幹部青黃不接比較成問題，而十年中的這批人中許多人還很年輕，有知識有專業，又很會看風向，若不掌握政治標準和不嚴格考察歷史表現，那麼在大量提拔中青年幹部的情況下就很可能讓這些人混進來。因此，陳雲從一開始呼籲抓緊提拔中青年幹部的同時就強調，對「三種人」一個也不能提拔。
經過[編輯 | 編輯原始碼]
1981年7月2日，他在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書記座談會的講話中指出：「鬧派性的骨幹分子，打砸搶分子，一個也不能提拔到領導崗位上來。我說一個也不能。」「當時鬧派性的、『造反』的人很多，許多是隨大流的，但裏頭的骨幹分子不能提到領導崗位上來，一個也不能提拔，手不能軟了。」為何不能提拔？陳雲解釋說，儘管這些人現在表現好甚至「蠻好」，但那只是他們要爬上來的需要。還因為一批老同志還在，「但是，到了氣候適宜的時候，黨內有什麼風浪的時候，這些人就會變成為能量很大的興風作浪的分子。有一個，有兩個，就可以串聯，興風作浪。他們說，沒有把這些老傢伙整倒、整死，現在還在台上，當時整死就好了。」「因為時局變化的時候，他們就可以變成能量很大的興風作浪的分子。」陳雲主張嚴肅對待的同時又提出「可以給他一般的工作做。」
陳雲的這個講話傳達下去後，引起黨內外很大反響，大家表示熱烈擁護。鄧小平也非常贊成。
1981年5月8日，陳雲出具《提拔中青年幹部是當務之急》：「『文革』中提拔過一些『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青年人。（很可能罵的是姚文元）當時提拔這樣的青年人到高級領導崗位的實踐已經證明，這是一個痛苦的教訓。」「必須說清楚，現在我們所要提拔的中青年幹部，絕對不是要提拔那種『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青年幹部。」
6月8日，陳雲出具《關於老幹部離休、退休問題座談會紀要》，着手進行黨內人事改革與新老交替。7月2日，陳雲在省級黨委書記座談會上，以王洪文為例，指出必須對中青年幹部的提拔進行選擇。
1982年1月13日，陳雲在《要情反映》上批示：「任窮同志：提拔中青年幹部必須注意德。有才缺德的人，一個也不能提拔。」他幾次提醒時任中央紀委副書記王鶴壽：「要特別注意至今還在台上的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幫派人物。」「真正的危險已經不在於現在討論判刑或者要開除黨籍的那些人，真正的危險是那些至今還在台上的林彪、『四人幫』的幫派人物。」，他在中央政治局討論中央機構精簡問題會議上講話說：「人一定要選好。還是老話，要堅決貫徹陳雲同志講的幾條，幾種人不能放進去啊！」但也有些領導同志，對陳雲的意見不大以為然，說對「文革」的那些事情要「俱往矣」，不必再深究了。陳雲聽後說，不行，我是俱在矣。即這些人都在。我們還是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他們的一時假象所迷惑。
他對有些地區和部門仍在重用「三種人」，始終保持高度警惕。1982年1月18日，他在中央組織部送來的材料上批示：「一、出重要，進更重要。二、進的人，必須不讓『三種人』進。」2月12日，他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送來的《關於一些領導班子中仍有「三種人」的三個調查材料》的簡報上批示：「我贊成發出。」7月3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時又強調，在提拔中青年幹部時，必須對「三種人」一個也不能提拔。已經提拔了的，必須堅決把他們撤下來。他要求「在提拔中青年幹部時，組織部門對他們在『文革』中的表現一定要進行切實的考察。」
1981年5月8日，他在講到提拔培養中青年幹部是當務之急時就曾提到：「『文革』中提拔過一些『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青年人。當時提拔這樣的青年人到高級領導崗位的實踐已經證明，這是黨的一個痛苦的教訓。」「必須說清楚，現在我們所要提拔的中青年幹部，絕對不是要提拔那種『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青年幹部。」
在1981年7月2日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書記座談會上，他在講到「三種人」一個也不能提拔時問：「王洪文講什麼？」鄧小平插話說：「1975年他到上海、杭州，第一句話就說，十年後再看。這句話可觸動了我們，引起了我們的注意。」他接話說：「所以，對這種人，一個也不能提拔到領導崗位上來。但是可以給他們一般的工作，給飯吃嘛。」
1982年7月3日，陳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重申，並首次提出：「 在提拔中青年幹部時，必須對「三種人」保持警惕，決不能提拔造反派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對這些人一個也不能提拔，必須堅決撤下來。 」
在黨的十二大召開前夕，陳雲向秘書交代，他在大會發言中別的都不講，就講兩句話，一句是必須成千上萬地提拔中青年幹部，不能只提拔幾十個、幾百個；另一句是「文革」期間的「三種人」一個也不能提拔，已經提拔的必須從領導班子中清除出去。
1982年9月6日，他在十二大上發言談到不能提拔「三種人」時說：「因為這『三種人』如果進到領導班子中，若干年後，到了氣候適宜的時候，他們就會跳出來興風作浪，再次為害國家，為害人民。」他在十二大的這篇發言總共21個自然段2000多字，卻先後12次被掌聲所打斷。可見，他的意見切中要害，充分反映了全黨的意志。
一段：「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跟隨林彪、江青一夥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這「三種人」一個也不能提拔，已經提拔的，必須堅決從領導班子中清除出去。為什麼一個也不能提拔呢？因為這「三種人」如果進到領導班子中，若干年後，到了氣候適宜的時候，他們就會跳出來興風作浪，再次危害國家，危害人民。
十二大後的9月23日，陳雲在與時任中央黨校校長王震談話時又強調：對「三種人」要注意，一個中組部，一個黨校，一個中紀委，這三家是管幹部的。只要這三個地方把好關，「三種人」「五種人」就上不來。黨校要輪訓幹部，也要負責考察、了解幹部，包括幹部的歷史。陳雲關於不能提拔重用「三種人」的意見，在十二大上取得共識，並寫進政治報告。
1982年9月28日，陳雲看到北京大學黨委送來的一份反映青年人思想動態的材料後，給鄧小平寫了封信：「我對派性骨幹分子和打砸搶分子確實認為不能提到領導崗位上來，當然指重要崗位。這個意見我現在還是這樣看法。」「我們黨在二三十年後那個時候也會正派人當權。但不能不想到20年30年以後的情況，因此現在提拔培養中青年幹部時應該注意這一點。」「我們對老年同志比較熟悉，對林彪、『四人幫』分子也比較知道他們的底細。但對這些人也不能採取『俱往矣』。」「十年內亂沾邊的人很多。當時大家不能不表態。......對沾邊的人，黨必須根據那時環境，理解他們，採取爭取政策。但對陷得很深的人，我們必須記錄在案。不能『俱往矣』。我們不是換了幾個省市委第一把手和若干在職幹部嗎？這就不是『俱往矣』。」「我同意事情有個發展過程的意見。重在表現。」最後說：「為了統一認識，我提議中央常委或政治局對這個問題討論一次。對這個問題，我想找你談一次話，時間由你定後通知我。」從這封信可以看出，陳雲對清理「三種人」是何等重視，心情是多麼急迫。必須堅決把「三種人」從領導班子中清理出去。
1982年10月，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鄧小平在會上作《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的講話，強調整黨不能走過場和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陳雲在會上的發言中再次談到「三種人」問題。
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理領導班子中「三種人」問題的通知》，開始清理三種人。1983年，陳雲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重申。
1983年10月，中央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決定》把清理「三種人」作為新時期整黨的一項重要內容。決定指出，對「三種人」除經過長期考驗，證明確已悔改者外，原則上要開除出黨。
11月16日，中共中央轉發《鄧小平同志關於如何劃分和清理「三種人」的談話》，談話認為：「老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不能叫『三種人』。」
1984年7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理「三種人」的補充通知》。
各級黨組織隨即由1983至1984年間開始，相繼組織核查屬地的所謂「三種人」，將不合規的黨員開除以「排除隱患」
「 重點是清查混進領導班子，要害部門和第三梯隊的「三種人」及在「文革」中造反積極，幹了壞事，造成嚴重後果，現在年紀較輕隱藏下來對黨危害大的人以及幕後操縱的人。 」
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各級黨組織還要對運動的對象繼續管教，以防止他們有派系聯繫或其他「反黨活動」。
1983年2月，陳楚三的信、孔丹和董志雄的信被送到陳雲處。陳楚三的信認為，紅衛兵要一分為二，清華四一四派就是好的。孔丹、董志雄的信認為，「文革」初期的「老紅衛兵」，如北京的「西糾」、「東糾」、「一司」，不應被作為「三種人」清理。
陳雲批示：
「我建議將此信和陳楚三的材料均印發政治局、書記處，並加發整黨指導委員會和中組部。孔丹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有關部門應當研究。這些紅衛兵不屬於「三種人」，其中好的還應是第三梯隊的選拔對象。清理「三種人」是一場政治鬥爭，要防止有人將水攪渾。像陳楚三這樣的人要特別警惕，絕不能讓他們混進第三梯隊，但也要給出路。」
198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文化大革命」期間高等院校學生造反組織重要頭頭記錄在案工作的意見》。閻淮《進出中組部》稱，此後，李銳向秘書口述電話稿，讓部辦公廳通知北京組織部，並轉發全國各大學——「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紅衛兵不是造反派，其頭頭不屬於記錄在案範圍。」閻淮《進出中組部》稱：「老人家們」此舉專為「整治」批鬥他們的造反派，豈能拿自己子弟開刀！成立青干局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對付造反派紅衛兵。
在1966年，北京由高幹子女組成的「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可謂無惡不作，血債纍纍。在清查「三種人」運動中，北京不少市民上訴中央，要求清查已經入黨並任要職的孔丹等人。不料，陳雲立刻在上訴書上批示：「孔丹等人是我們自己的子弟，是我們將來可靠的接班人，他們不應當是清查對象。」由此，這批高幹子弟被包庇了下來。但五大學生領袖都完了，這點倒還沒錯。
又指出：「老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不能叫『三種人』。」——鄧小平同志關於如何劃分和清理「三種人」的談話》
換句話說，有的老幹部，比如南京軍區的許世友，廣西的韋國清，在「文革」中迫害無辜，指揮逼供，操縱武鬥，打人致殘、致死，都沒有關係，只要用一句「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便一點事也沒有了。（人生四大鐵里就有一起扛過槍嘛，扶一把不是自己政敵的，一起恰錢多快樂。）
漸趨結束[編輯 | 編輯原始碼]
到1987年5月，歷時3年半的全國整黨工作基本結束。全國（不包括廣西）清理出「三種人」5449名（然而包下的不算，私設公堂沒的自然是死人，不必計算在內，機智如齊奧賽斯庫。）。在清理「三種人」過程中，相當一部分佔據領導職務的人被清理了出來。就全國來說，截止到1986年6月底，被定為「三種人」和犯嚴重錯誤的人中，縣處級以上的黨員幹部近3000人，其中不少是新提拔的。
另在1988年左右，薄一波於全國整黨工作總結會上發言提到「 從全黨來說清理「三種人」的工作還沒有完，不能和整黨同步結束。組織部門要繼續管起來，隨時發現，隨時認真查處，不可留下隱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