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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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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目内记载的部分内容、行为在现实中可能涉及到犯罪。且各国都有针对犯罪者的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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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发生上述情况,H萌娘及本条目编辑者均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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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兵”指邓小平三次当逃兵的丑闻,但真实性有疑问。

祟义山头 落荒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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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邓小平担任红七军政委。一九三一年初他率领军队由广东进发到江西会合主力红军,中途被敌军截断。邓小平失去与军长张云逸的联系,他就带领已渡过武水的一部分部队到达江西崇义整休。 几天之后,邓小平去杰坝找赣南特委接头,不料上饶方面敌军对崇义发起了猛攻。此时敌我力量悬殊,情况紧急,我军边打边撤,急切等待着这位“最高首长”回来指挥。这时邓小平其实已经回来,他走到离崇义二十里的一个山顶上,听到前方枪声紧急,早已双腿发软,两手颤抖,吓得丧魂落魄了。 邓小平立即抽出纸笔,写道:“我今天由杰坝回崇义……听到枪声很激烈,估计你们已经撤退,我赶不上部队了。这里离井冈山不远……你们可以前往那里与该处红军会师”,为了给他自己的开小差再找点“理由”,他又添上一句:“我拟趁此机会回中央汇报红七军的情况。”写完以后,就交给通讯员去追赶那个“赶不上”的队伍,自己则向后转,溜之乎也,直奔香港的“繁华世界”去了。 事后,一九四五年中央召集原红七军干部开会,写成《红七军简史》一文,其中对邓小平这段历史作了如下评语:“邓斌(即邓小平)……未能与士兵同甘共苦,共生死,中途脱队,实不应该。”

文学城海外博客有人在2004年指出上述不符合事实,原文实为“邓岗”;与《红七军简史》的关系是文革初期“工作组”捏造的:

三、莫文骅所说的“可是工作组看到这本小册子后,却拿来大作文章,硬说小册子里有诽谤原红7军某领导人的话。其实,他们所说的话,小册子里根本没有。他们是把自己说的话,强加给小册子,迁罪于我”,是事实。延安座谈会时,也不可能有人指责邓小平是“逃兵”或“脱队”。毕竟那时候,邓小平离66年被打倒还远得很。有人猜测这份简史中有不利于邓小平的话,我查了一下,大概是这段话:“还有许多仍然生存着的干部和战士如张云逸同志、邓斌同志、叶季壮同志、雷经天同志、袁任远同志、陈漫远同志等一直到现在,始终坚贞不二的为党奋斗到底,这些同志都是我党的最好干部和战士,党应加以爱护。但党要特别的指出,在红七军与广西苏维埃艰苦奋斗的过程中,亦有些同志尤其是负责领导的同志犯了极大的错误,如邓岗同志、陈豪人同志、某某某等同志,在红军部队战斗失败,发生困难的时候,表现其政治上的动摇,放弃领导,借故离队,这绝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应有的行为,尤其是一个负责领导的党员,错误更加严重,党应给以批评。至于龚础、张翼叛变投敌,更属可耻,党应宣布永远开除其党籍。”
这段话中显然没有丝毫指责邓小平“逃兵”或“脱队”的意思,相反,认为邓小平(邓斌)是属于“我党的最好干部和战士”之一。这里提到的“动摇,放弃领导,借故离队”的人中,“某某某”也不会是指邓小平,因为不可能前面刚说邓是“最好干部”,紧接着又说他动摇脱队。这里的“某某某”应该是指俞作豫,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点名。总之,莫文骅所说的《红七军简史》没有诽谤邓小平的内容,是对的。由文革中的某些批判材料所猜测的该书有不利于邓的内容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枪声未响 缝中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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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任一二九师政委时,一次与阎锡山匪部相遇。此时,我军居高临下,地势十分有利,加以匪军并未发现我军,根本还未打响一枪,当时这位邓“政委”一看见山下密密麻麻的阎匪军,早已吓得魂不附体,立即转回身去,觅路逃生。邓小平这时连他随身的通讯员也丢掉不要,急不择路,直奔荆棘丛生的乱石缝中而去。平时见过他做动员报告时的那副慷慨激昂的样子的人,见到他此时的一副狼狈相,莫不嗤之以鼻。

实际上“一二九师”的番号使用时期仅限于全面抗战时期,这时有关的是用1939-1940年间几个月解决的晋西事变。这时毛泽东《关于晋西南事件中我们的方针的指示》说了一句:“我们的方针是: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刻警惕,准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决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以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真要用这批邓,那回旋镖就打到毛泽东身上了。

临阵脱逃 战场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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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在冀南打仗,刘伯承同志亲临敌前指挥全师官兵浴血奋战,而作为政委的邓小平却躲在后阵,坐立不安。一时枪声紧迫,杀声震天,邓小平顿时脸色苍白,双腿无力,急命管理科长立即轻装准备逃跑。邓小平硬逼着管理科长把刘伯承同志的许多军事著作也埋掉,然后仓惶逃窜。刘师长打了胜仗回来后,发现师部已经转移。及至派人找回这位邓“政委”,刘伯承同志才知道他心爱的军事著作早已埋掉,而且忘了地点,再也找不到了。气得刘伯承同志说:“当个政委,什么事不管,倒管起我的书来了!”
——清华《井冈山》1968年5月21日

问题是这属于百团大战时期,这下批彭德怀和批邓难两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