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
秦暉（1953年12月-），筆名卞悟，廣西龍勝人，生於南寧市，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前文革造反派。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國農民史、土地制度變遷史、經濟史。他長期關注當代農民問題，也是中國取消農業稅的重要倡導者，被稱作中國農民學的開創者之一。他亦對秦漢史、中國思想史、明清史、中國近代史、蘇東與中國社會轉型的對比、國企改革、農民問題、南非現代化改革有研究。
秦暉提出了「共同的底線」、「秦制」與「周制」、「關中模式」、「黃宗羲定律」、「低人權優勢」、「尺蠖效應」、「負福利國家」、「關中模式」與「太湖模式」、「大共同體本位」與「小共同體本位」、「昂納克寓言」、「問題殖民」、「實踐自由」、「宗法農民」、「雅典（羅馬）式道路」與「馬其頓式道路」、「為自由而限權，為福利而問責」等說法。
這些理論的缺陷在於，它們大多在現代史學角度來看不可取，因其將複雜的歷史「削足適履」（西方諺語即「放進了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逆練梁效、羅思鼎等寫作組立場，搞目田版影射史學了
更因為這些理論的擁護者素質不像自我標榜的那樣會「獨立思考」和「善用邏輯」，這就導致他們和秦暉一起在2020s遭到了來自左派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嘲笑，連秦暉本人一起大量地遭到了隔空人身攻擊。
思想
編輯黃宗羲定律
編輯秦暉1997年將歷史上「農民負擔簡而復繁，出現反彈，反而越改越重」的現象，與黃宗羲的古語相結合，總結為「黃宗羲定律」。該理論2003年引起溫家寶總理的注意，溫總理直接使用了「黃宗羲定律」五個字。
論政府救災
編輯秦暉認為「救災是政府的最基本責任，沒有必要感恩政府！如果你連災都不救，要你政府幹嘛。全世界救災感謝政府的，只有中國人。」
加州山火
編輯結果2025年1月加州南部山火救災時，部分消防栓和民用水源竟然無水可用，救災結果更是非常失敗，秦暉這一席話成為取樂各路親美、親歐自由派的梗。
這也導致易中天的類似言論成為了類似的特大反轉梗：「防官如防賊、防權如防火、防權力的濫用如防洪」。反轉了，原來白人對天災和人禍全都不防是吧？
論政府的權責對等
編輯秦暉主張權責對等原則：
（比方說）你主張一個責任大權力也大的政府，我主張一個權力小責任也小的政府，但我們要的都是「權責對應」的契約性政府，我們都不能接受那種權力大到不受制約、責任小得不可追問的政府，這就是「共同的底線」。顯然這是「應然」的。左右中西都會有人贊成，但左右中西也都會有人反對，比如希特拉那樣的「右派」和波爾布特那樣的「左派」就都會反對。但我要的是學理上邏輯嚴謹，它可能使我在一些場合成為「左右公友」，在另一些場合成為「左右公敵」，但作為學者不應在乎這些。
—— 秦暉
主權基於人權
編輯秦暉認為，愛國主義必須要使「國」真正成為國民之國，「國家利益」真正等同於國民利益，「國家主權」也真正以國民的人權為基礎為前提。
其他思想
編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國企改革」剛開始去殺死那個石家莊人時，秦暉較早反對以「權搶錢，錢買權」「掌勺者私管大鍋飯」的官僚資本主義作為經濟發展的原始積累。
批判
編輯
在與我這部著作差不多同時出現的、論述同一問題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兩部：維克多·雨果著的「小拿破崙」和蒲魯東著的「政變」。
維克多·雨果只是對政變的負責發動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擊。事變本身在他筆下卻被描繪成了晴天的霹靂。他認為這個事變只是一個人的暴力行為。他沒有覺察到，當他說這個人表現了世界歷史上空前強大的個人主動作用時，他就不是把這個人寫成小人而是寫成偉人了。蒲魯東呢，他想把政變描述成以往歷史發展的結果。但是，他對這次政變所作的歷史的說明，卻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對政變主人公所作的歷史的辯護。這樣，他就陷入了我們的那些所謂客觀歷史家所犯的錯誤。相反，我則是說明法國階級鬥爭怎樣造成了一種條件和局勢，使得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現在如果對本書加以修改，就會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只限於改正勘誤，並去掉那些現在已經是不能理解的暗語。
我這部著作的結語：「但是，如果皇袍終於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崙的銅像就將從旺多姆圓柱頂上被推下來」——這句話已經實現了。
沙爾臘斯上校在他論1815年遠征的著作中，開始了對崇拜拿破崙偶像的攻擊。從那時起，特別是在最近幾年中，法國的出版物藉助歷史研究、批評、諷刺和詼諧等等武器徹底打破了關於拿破崙的奇談。在法國境外，這個一反傳統的民眾信仰的激烈轉變，這個巨大的精神革命，很少使人注意，更不大為人所理解。
最後，我希望，我這部著作對於清除那種流行的——特別是現今在德國流行的——關於所謂凱撒主義的書生用語，將會有所幫助。在作這種膚淺的歷史對比時，人們忘記了最主要的一點，即在古代的羅馬，階級鬥爭只是在享有特權的少數人內部進行，只是在自由富人與自由窮人之間進行，而從事生產的廣大民眾，即奴隸，則不過為這些鬥士充當消極的舞台台柱。人們忘記了西斯蒙第所說的一句中肯的評語：羅馬的無產階級依靠社會過活，現代社會則依靠無產階級過活。由於古代階級鬥爭同現代階級鬥爭在物質經濟條件方面有這樣的根本區別，在由這種鬥爭所產生的政治人物之間，也就不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與祭司長撒母耳之間有更多的共同點了。
——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卡爾·馬克思，1869年6月23日於倫敦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6/06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