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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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屏蔽

“特货”乃“特殊货物”的简称，是20世纪50年代前，鸦片或其高级制成品在中国普遍的隐晦称谓， 由于其价高、体积小、流通性强，当时被视为一种硬通货。由于鸦片在中国历史上曾造成严重社会与健康危害，自20世纪以来，禁毒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共识，与鸦片种植和贸易纠缠不清是相当严重的指控，故中国共产党至今在官方立场上都坚决反对毒品，其内部文件中往往避免直接使用“鸦片”一词，而以“特货”、“特产”、“土货”、“土特产”、“肥皂”等作为委婉代称。尽管如此，部分资料因审查不严仍偶见“鸦片”字样。

进入21世纪，随着论坛、贴吧等讨论性网站兴起，中国互联网曾掀起多轮对延安时期中共是否参与鸦片种植与贸易的讨论，特别是“大生产运动”、359旅、南泥湾、张思德等中共典型正面宣传都与鸦片纠缠不清，极大增加了讨论热度。其中，中共元老谢觉哉的《谢觉哉日记》中，频繁出现“特货”一词的真正含义，逐渐成为论据焦点，在网络上争论不休。相关话题持续发酵多年，使“特货”一词由“鸦片"的代称逐渐专化为中共隐秘鸦片种植和贸易的特定指称。比如中国大陆互联网上关于“大生产运动”、359旅、南泥湾的官方宣传内容，经常会有网民评论“特货”以表戏谑。“特货”一词在中文语境中多成为这一隐秘历史的代称。

至21世纪10年代，纸媒亦开始介入，如洪振快在《炎黄春秋》发表的《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张杰在《财经文摘》撰写的《延安的经济“奇迹”》（目前缺少电子版）等。一些学术作品，如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刊登过的陈耀煌《统筹与自给之间：中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政策与金融、贸易体系》、大陆《Rural China（中国乡村研究）》刊登过的岳谦厚《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特货贸易》等，更是从数量的角度分析了特货贸易在中共边区财政中的重要地位。高龙的《“忻州鸦片档案” 红太阳下的罂粟花：1940年代边区鸦片经济（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指出，有相当一部分早年特货相关的票据、表格等档案通过各种途径流到了二手市场，也能一窥特货在基层的种植、上缴、流转等细节过程。2014年，知乎的帖子《陕甘宁边区特货（特产）贸易初探》（知乎地址已经失效）更是站在更高的视角全方面揭示了特货贸易在边区的整个流转过程。轮媒体也在境外跟团。

随着习近平上台后对互联网持续高压整治，此类话题被中共官方定性为“历史虚无主义”与“谣言”，为重点关注项，在多次清网行动中定点打击。清网行动使得中国大陆互联网有计划地大规模清除早期历史痕迹、众多论坛、博客被关闭，百度贴吧删除了历史帖子，搜索引擎和社交平台封锁了海量的关键词。特货相关话题更是被大规模删除、封锁关键词。自2022年开始，除支持官方立场媒体（如观察者网）、自媒体的“历史修正主义”外，这段关于“特货”讨论历史痕迹在中国大陆互联网已几近完全消失。

P社的历史模拟游戏《钢铁雄心4》将鸦片贸易做为中共扮演者的决策事件，成为文化再现的一部分。这显然会导致《钢铁雄心4》成为大陆重点打击的游戏。

除中共外，还有一些左翼政权和武装，出于财政压力的影响，被指通过种植、征税或参与流通等方式介入毒品经济，尤其在冷战爆发之后。比如朝鲜劳动党、越南共产党、缅甸共产党、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等，在特定时期均被研究与报道称与当地毒品经济存在关联。

当然也有许多反共组织参与毒品贸易。冷战时期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更是大规模参与毒品经济以支持反共力量。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阿富汗塔利班、缅甸国民党部队、科西嘉黑手党都在美国情报机构的支持或纵容下参与毒品经济。

问题在于，目前对自家政府和政党“特货”证据大规模屏蔽的人当中，只有中共人士规模最大、只有中共人士最受关注。

历史

反围剿特货

自红军时期起，部分苏区开始征收鸦片税并零星涉足鸦片贸易。中共中央及其下属各苏区政权虽有“禁烟”相关政策，但未排斥将鸦片作为硬通货使用，既用于换取急需物资，也作为银行发行货币的保证金来源。红军几乎所有地方武装均涉及毒品贸易以做军资，部分共产党武装甚至承担鸦片的押运任务，或以征收鸦片税作为财政来源；官方宣传中对此鲜有披露，仅能从部分地方文史资料或偶然泄露的档案中略窥一二。但从总体来看，红军时期的中共中央尚未对鸦片的种植与销售作出统一部署。

《川陕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中，第三条（甲）特种税第2点中提到“特货：开设特货馆者，每月照三等征收：头等2元，二等1元，三等5角。专门以贩卖特货为业，按每两抽5%。”苏区税务局员工回忆中也多次记载收取特货税或特货馆税。1935年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川陕苏区后，红军巴山游击队于1937年在川陕道上的龙神殿，铁炉坝设关卡收买路钱，对过往商队强制“有偿护送”，其中对特货按价值收取10%税金。

邓小平、张云逸亦在右江苏区收取鸦片过境税，还派军队护送鸦片至南宁。红七军刚成立时，在百色扣留了10万两鸦片，并未销毁，而是采取收重税放行的方式，筹集了税款10余万，解决了根据地财政军需问题。

陕北根据地早期的部队来源之一就是特货保运武装。1931年9月，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由于徐永昌围剿，无法在山西立足，西渡黄河来到陕西，在三边（定边、靖边、安边）一带打土豪、分财物。10月初，红军收编了2只保运队伍（鸦片贸易武装押运），改编为陕北支队，支队长阎红彦，副支队长吴岱峰，政治委员杨重远。

长征期间，1935年1月中央红军打下遵义后，没收了军阀王家烈的十几万元的烟土与食盐，交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充当准备金发行“苏维埃银行钞票”，在城中设立4个兑换点，并规定了卖烟土、食盐的方法：烟土、食盐等国家银行经手的物资，一律只收苏维埃银行钞票，以此筹集物资与军粮。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在大定县打土豪，没收鸦片2000挑；在徽县，没收烟土230多两。

延安特货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设立“禁烟委员会”，并颁布《禁烟条例》，1936年起开始实施全国规模的禁烟运动，目标是“十年禁绝鸦片”。从此种植、运输、贩卖毒品成为非法行为。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陕北红军被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于长期维持庞大军队使陕北财政日益吃紧，中共遂向华北以及内蒙古大青山地区派遣部队，意图打通与苏联的联络渠道，并实现“养兵于外”，以缓解边区本地财政压力。此后，中共中央主要依赖国民政府每月拨付的六十万法币军饷（按两个师标准）、苏联经费援助、海外的募捐，以及外部根据地的资助，财政高度依赖外部输入。

而在毛泽东1942年初确认中共官方主导特货贸易前，各根据地已经将特货作为重要物资之一筹措军需，保障财政。如晋冀鲁豫边区的鲁西区，1940年建立了特别组织，到敌占区用特货加之黄金、白银，购买枪支、弹药等，以供部队之需。1938年4月18日，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厅长毛泽民为缓解陕甘边区的财政困难，曾请示中共中央，准备把新疆所存的16万两烟土在平津地区变卖，以筹措经费，缓解边区财政困难；毛泽东于5月20日回信同意并由陈云操办：

请陈云同志替他办，财政事情第一要紧，不但那里好，将来也有助于我们，请陈抄办一份，送洛甫。

—— 材料目前缺少电子版：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工作委员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毛泽民关于新疆财政、金融情况致洛甫、泽东同志的信. 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中国共产党人.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年. ISBN 7-228-02770-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毛泽民关于新疆财政、金融情况致洛甫、泽东同志的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38-1943（20）. 中国党史出版社. 2012年. ISBN 978-7-5098-0128-4. 

进入抗日战争后，有指1940年代开始，中共各边区和部队就已在私下进行鸦片种植和贸易：

……土默川的鸦片产量是相当可观的，被称为‘黑金子’……一九四〇年春，大青山骑兵支队参谋长陈刚同志回延安，他率领的小分队一次就带到大后方四吨‘黑金子’。甘泗淇同志曾经说过：‘感谢绥西的群众，他们送来的‘黑金子’可以换来白金子，换来大炮和机枪，对根据地实在是不小的支持’。

—— 本材料目前缺少电子版。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 巍巍青山作丰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土默特史料 第19集. : 第7页.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受其影响停止向八路军发放军饷，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的经济封锁，中共中央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此时毛泽东任命南汉宸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要求其解决边区军民的衣食供给问题。

台湾地区学者陈永发认为，南汉宸上任后，利用其早年在西北军的人脉关系，打通了对外的秘密通商渠道。在开源措施上，除了推行屯田政策外，南汉宸主张经营"土特产"以换取急需的民生物资。研究称，在南汉宸的主持下，通过经营此类“土特产”获取的收入显著缓解了边区的财政危机。据其统计，当时贩卖“特货”的收入占到了边区财政收入的相当比例。

为缓解财政危机，在南汉宸建议下毛泽东亲自拍板同意：

“话题自然而然地落到土特产的事上来，毛主席緩缓地说：“关于经营土特产的事儿，许多同志都来反映意见，而且是和当的尖锐，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看这个间题该怎么处理为好！办呢，还是不办？”……“是呀，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汉宸，我看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三条道：第一条，是想法子弄钱，弄粮，弄到我们所必需的物资；第二条，大家散伙；第三条，饿死。第二条和第三条，路都不好，我想我们大家都不意走，那么，就只有走第一条道当然，我们要向人民说清楚，要向全体十部说清楚，使大家都了解，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抗日和革命。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牺牲一切。因为没有抗战，不打走鬼子，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要向众做深人细微的工作，说服动员．发动大家一起来讨论……”毛主席深人地剖析事情的成败得失和二者相权取其轻的道理。

—— 本材料目前缺少电子版。南汉宸传.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3: 256,257页. ISBN 978-7504909756. 

1943年王震同志带来了毛主席的亲笔信，要在晋西北搞这种东西。特货作用很大，可以送到敌占区，换回国民党的黄金；再把黄金拿到太原买回敌占区的棉布，解决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地区军民的穿衣问题……

—— 本材料目前缺少电子版。牛荫冠 (编). 晋西北贸易工作和土地改革. 吕梁党史资料 第8辑. : 10页. 

关于统一贸易，有两个问题，一是食盐脱销。一是鸦片专卖，鸦片问题在边区党内外、有许多人不了解，全年支出60万万元，则政厅只支出十八万万元，六万万元，如果不搞鸦片烟怎么办？边区地广人稀是好处，但地广人稀又是坏处，这样大的开支，没有鸦片烟怎么办？所以鸦片烟要专卖，不准分散搞了，要在三个月内搞到一万万五千万法币消灭黑市，这一条要执行。

—— 本材料目前缺少电子版。毛泽东. 在军事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编) 齐齐哈尔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 1943-10-14. 

原解放军炮兵政治部研究室主任梁劲秀回忆，八路军在归绥地区征收烟罚：

我们在这个地区每年夏季可以征收四、五千两烟土的税款，整个大青山地区每年征收的罂粟税就更可观了。这是一笔巨大的经费，除了支付全区党政军的常年经费外，还可以拿出相当的数量，支援晋绥军区和延安中央机关。

—— 梁劲秀. 战斗在归绥. 呼和浩特史料 第4集. 呼和浩特: 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 第38页. 

第二次国共内战前后，由于多年持续的鸦片生产、积累与贸易，中共掌握的特货数量迅速膨胀。毒品贸易在部分地区进一步扩展，成为中共军队和地方政府经费的重要来源。数以千斤万斤计，边区与各部队几乎以特货作为主要后勤支撑。可见于目前缺少电子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 解放战争时期第二册. 金盾出版社. 1987: 94、98、107、517、518、525、527页. 

随着中共解放区扩大、国统区缩小，特货逐渐开始滞销，“西北全部解放特货已无销路自应查禁”。内战后期中共占领山东烟台、大连等港口后，中共开始出台政策通过海运将鸦片外销至香港（英占）、日本等地。

同期美国禁毒机构发现，1947年始来自中国的毒品逐步进入日本和南朝鲜，1948年大大增加，1949年逮捕了大量“中共背景的毒品走私犯”。

南泥湾特货

延安的南泥湾是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种植鸦片的基地，“大生产运动”的主角“359旅”也大量种植鸦片，而王震正是当时的副旅长。如果改成N万吨青霉素（知乎故事会幻想时刻），这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1942年各单位中底面积调查表中，八团种植1000亩，收烟300两，特务团收烟100两，警卫团收烟800两，炮兵团种植六百亩只出八十亩，收烟几十两。时任三五九旅九团九连连长，后长期担任南泥湾生产大队长的刘宝斋所述，所在部队在南泥湾孟酒沟种大烟，用多余的粮食酿酒，烟酒贩到国统区卖钱，“为这事常同机关的打架。连队要挣钱，机关要收税。一次往河东贩卖烟土，货上了船，船帮上一圈端刺刀的战士，看谁敢挡……”。

建国后特货

1949年中共建政后在全国快速而全面的开展了禁毒运动。

而原南泥湾359旅的王震一手创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北大荒开荒，并长期担任农垦部部长一职。在王震主导下，中共在云南、黑龙江和新疆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下属国营农场中广泛种植罂粟，代号“100号”，名义上用于药用，但也在越南战争期间用于支援北越的财政。

1955年，这一行为受到美国联邦麻醉品局首任局长（兼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美国代表）哈里·安斯林格（Harry Anslinger）质疑，认为产量远超医疗需求，在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上公开指控有贩毒嫌疑。哈里·安斯林格还结合美国情报、台湾地区国民党“内政部”方面资料 ，指责“中共在薄一波领导的财政部下成立了特货贸易局（Special Trade Bureau），下辖禁烟局（Opium Prohibition Bureau），在云南、黑龙江和新疆三个生产建设兵团下属的国营农场中广泛种植罂粟，某个时间段特货由财政部办公厅副主任管理，持续出口鸦片及其制品到日本和美国以获取外汇”，宣称“中共年产毒品6000吨，是最大的毒品生产国，超过全球药用的10倍以上，仅旧金山一地的毒品就有40%来自中共，毒品贸易顺差可能超过6000万美元”。

随后1956年的中情局报告秘密指出，这些批评极度缺乏证据。这篇报告1956年8月20日作出，但直到2000年8月29日才解密，还有涂黑。但由于发布太早，不能涵盖1957年以后的状况。另外中情局报告原文第38页又提出北朝鲜特工、北越特工可能分别卷入了南朝鲜、南越的鸦片流动。

中苏交恶后，1964年苏联《真理报》驻东京记者布置类似哈里·安斯林格的材料，写文章号称中国“年产鸦片8000吨，通过香港获得外汇5亿美元”，正好发布在中情局报告保密期中间。安斯林格一声大批判响，给苏联送来了反华反毛主义

根据插队知青与本地学生回忆录及部分中共公开资料，中共在20世纪60至80年代間，在黑龙江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国营农场以药用为名，种植罂粟，代号“100号”、“百号”、“一百号”，据称是因为罂粟从种植到结果需要100天。

（十八）罂粟 1970-1975年间，在一连、二连……等单位种植罂粟，面积40-100亩。

—— 一二八团史志编纂委员会. 一二八团史.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8年: 第160页. ISBN 7-80122-317-9. 

（五）罂粟：七十年代作为药材上级指令种植，代号为“100号”……八十年代停种

—— 一三○团史志编纂委员会. 一三○团志.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年: 第124页. ISBN 7-101-02705-9. 

但是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有特货用于支援北越的财政：

1973年，财政部援越特货（丙字品）第二批1736箱，66吨……1974年3月……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和越南国家银行1972年12月4日议定书规定，1974年中国援助越南国家银行特货一批共1680箱，计740吨……1975年，中国援越的特殊物资一批出口……

——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广西通志 海关志. : 203页. 

后中越关系恶化，中共官方媒体则指责越南当局大规模种植鸦片以换取外汇：

种植和经营鸦片，竟然拿是用国家计划的方式，下达到农业合作社，并且用政令加以保证、推广的官营事业，这真是闻所未闻的一桩惊人新闻……种鸦片是为了“换取外汇和物资，解决边区经济困难”……

—— 欣芸. 骇人听闻的越南官营鸦片生产. 《了望》（新闻周刊） (新华社). 1983-07 （中文）. 

。

另见：官方下令种植罂粟 指使边民走私贩毒 越南当局大规模生产鸦片捞取外汇. 《人民日报》 (新华社). 1983-07-19 （中文）. 

中美建交及改革开放后，中共财政状况显著改善，遂停止大规模的官方罂粟种植和毒品贸易，并将药用罂粟种植集中至甘肃省农垦集团公司管理。

注释

材料疑点

中文版维基百科条目一些出处不明确的材料有：

1. “1940年秋天彭德怀对华北日军发动百团大战，并引来日军对中共华北根据地围剿，华北自顾不暇，对中共中央财政输血大受影响”缺失直接出处。
2. “自1942年初起，中共中央开始主导鸦片的官营种植与贸易，该年度财政状况显著改善，特货收入占中共中央全年财政收入的40%”缺失直接出处。
3. “大青山根据地……财政的主要来源，就是特货，大青山地区是中共最早开始使用特货的区域……中共在大青山地区没有稳定的法定货币流通，将特货充当货币使用”等内容缺失直接出处。
4. “陕甘宁根据地作为中共中央所在，根据地内部鸦片产量有限，边区自产鸦片主要在1942年至1944年间，后因非议逐步停止，将生产中心转移到晋绥，而后更多扮演统筹销售中心的角色。1942年底，边区政府联合党政军机关资本成立西北土产公司，专责将特货（鸦片）统购后对外销售，换取法币和日用品。1943年又整合贸易局、土产公司成立边区物资局，全力推销鸦片。统销政策实施后，陕甘宁边区成为各根据地鸦片输出的集散地：1943年边区通过特货统销获利占全年财政收入的40.82%，有效缓解了财政危机”缺失直接出处。
5. “皖江根据地”小节（涉及曾希圣、蔡辉、汪子东等），几乎整小节都未标出资料出处。
6. “当中共到一处号召老百姓种烟时，这一政策也往往受到抵制，甚至为了收烟逼迫农民到家破人亡也屡见不鲜。特货贸易一本万利的巨大利益让中共军队与各部门，‘大公’与‘小公’也因利益纠葛矛盾重重，甚至大打出手，这在中共内部文件中并不罕见。特货贸易的也滋生了大量腐败，各种贪赃枉法的后勤干部、特货推销员、财经干部在各种运动中惨遭严厉清算也常见于各类资料”有关内容缺失直接出处。
7. “1949年中共建政后……将全国特货集中到公安、贸易等部门，也将一部分商人吸收利用，以各种手段外销换取外汇。此一时期，由农垦部统一生产经营鸦片，外贸部统一外销，并持续通过英属香港作为中转站出口鸦片及其制品到日本和美国以获取外汇”有关内容缺失直接出处。
8. “在中越蜜月期，中共方面也可能向越共传授了特货贸易的经验”缺乏第一手证据。
9. “百号种植一般由上级分配种植任务与种植面积到连队，由于鸦片割烟需要抢期，一般会组织知青与在校学生割烟”有关内容缺失直接出处。
10. “……自我麻痹。中共官方话语常将出口毒品……加以合理化，所以才有毛泽东所言‘革命的鸦片烟’”有关内容缺失直接出处。

词条下引台湾地区学者陈永发的材料中，档案名称没有一手体现：

1. “根据陈永发研究”，“当年陕甘宁边区出售的鸦片有约60%来自晋绥边区，其余则由本地及日占区流入；到1944年，边区贩售的鸦片几乎全部仰赖晋绥和敌占区供给”。缺失陈永发的档案一手出处。
2. “据陈永发引述的档案”，“边区统销鸦片的利润占当年岁入的比例”，“1943年8月边区延属地委下发秘密通知，要求各县将收缴和征购的特货集中上交专署统一出售，不得私留，并强调对外仍称系禁种没收，以免公开真相”，“据国民政府调查，当时中共允许外来商人承购鸦片，由八路军留守处护送出境，每两鸦片收取90元护送费，另有每两75元登记费和20元过境税”，“价格侧，1942年延安城内‘特货’每两标价约1,400边币、小米一斗约125边币，价比约一比十一，折算为供给标准等于以千斤级‘特货’便可覆盖万人部队年度口粮开支的数量级”，“与此同时，边区在军纪上以严惩内销、禁吸为原则，出现部队擅自买卖‘特货’的个案亦纳入司法系统严格处置，形成‘禁吸/禁私—统销外运’的制度闭环”。缺失陈永发的档案一手出处。
3. “据陈永发引述的档案”，“至于南泥湾是否种植罂粟，内部调查、当事人口述与当时外事接待的遮蔽策略均显示至少在个别单位与地块有过试种与栽培，但从全边区财政—贸易统计看，货源主力仍来自更广的分区与跨区调剂，且统一外运、严禁内销的政策并未改变”。缺失陈永发的档案一手出处。

另外：

1. “根据中国情报人员陈发光回忆录，中共建政后，其由中共南方情报局处长王革菲（后任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指示，在香港与澳门推销特货，换取外汇，并掩护情报工作‘从政治上起到麻醉敌人、削弱战斗力的作用，又换来外汇交上级统一开支，解决了情报经费困难’。后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清洗，定为‘贩卖毒品罪’，并被多次关押收监”与CIA1956年秘密报告矛盾。原词条各材料目前缺少电子版：江廷俊. 九死不悔录 记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陈发光. 政协新乡学习文史委员会. 2000年9月. ；政协南召县学习文史委员会. 南召文史资料 第12辑. ；南召县史志编纂委员会. 南召县志 1986-2002. : 第984页. ……

原词条还有很多句段成分赘余，或者有大词不当、小词不当这样的基础逻辑问题。